文/王乐群
一、文化气象，蔚起源长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万里长江，从苍茫高原流向浩瀚大海，一路歌吟，迎来多少文化胜景；从蛮荒到繁华当代，尽情挥洒，送走多少文明奇观。长江是中华母亲河，东方文化江。地处长江中下游北岸、与六朝故都南京一水相通的枞阳县，襟江带湖，水域辽阔；山峰耸立，层峦迭嶂；沃野千里，地腴物丰，优越的地理位置，秀丽的自然风光，宜人的生态环境，谁不钟情深爱，谁不徜徉留连，人们像雁阵般地栖息于此。勤劳勇敢、倾慕文化的当地土著先民和敢于创新、自强不息的外来移民，和谐相处，安居乐业，不懈追求，建功立业，人习礼书，人文蔚起。他们不仅将枞阳大地开垦为富饶的鱼米之乡，而且还创造了悠久而丰厚的古代文明和先进的社会主义文明，使得枞阳大地成为长江文明项链上闪闪发光的一颗珍珠，成为中华文明版图上的一方圣土。
“枞阳山水妙天下，邑中文化实起于兹”。枞阳县域是中华大地文明发育最成熟、色彩最绚丽的地区之一。在距今约4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祖先即在横埠镇一带活动，出现了远古文化的曙光。距今5500年的新石器时期，枞阳属著名的薛家岗文化、良渚时期文化的领域，先民在此生息、繁衍、劳作，开始佩戴玉器,有了较高水平的农业文明、宗教文明和政治文明。商至西周，聚落群体遍及全县，对外交流日益频繁，经济、文化不断发展，人们已熟练掌握了找矿、采矿、选矿、青铜冶炼等技术，铸造了精湛的青铜器，创造了光彩辉煌的青铜文化艺术。
战国时期，先辈们开始使用铁质、玻璃质的器物，出现了天平和砝码。在此期间，楚文化浸润江淮，枞阳呈现出了以楚文化为主，中原、吴越等多种文化并驱发展的态势。枞阳文化出现第一次高峰。文化勃兴，思想活跃，人们念祖之情，爱国之心，忠君之忱，达到了翕然成风的程度。枞阳百姓逐渐养成了在穷乡僻野中奋起向上、在困境中顽强求发展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西周时，周王朝分封诸侯，在枞阳建立宗子国。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始设枞阳县治，名曰“枞阳”。古代交通不便，水运是重要的交通方式。从秦汉至唐宋的一千多年间，人口流动成为枞阳地方历史的一大特色。枞阳人借助长江及其支流之优势，可以方便地与外界交流，从长城到岭南、从四川彭州到上海崇明岛，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不满足于现状，从封闭走向开放，信息通畅，文化视野开阔，创新意识浓，常常得风气之先。特定的地缘，方便的交通线，东晋和南北朝的侨置，使得较高素质的外来移民落户这里。思想观念开放、兼容并蓄的枞阳人展开双臂欢迎他们的到来。本土文化开始辐射，各种文化相互交融，枞阳成为黄河与长江两大古代文化传播、交流、撞击、融合的重要地域。
文物是人类文化的载体和见证，枞阳县境内发现的文化遗物，则反映了枞阳这一时期文化的位置和体系。枞阳镇旗山村出土的汉代青釉铺耳瓿和北圣村出土的青釉双耳罐，都是南方窑厂烧制的产品，而带有“青盖作镜自有绝，辟去不祥宜古市，长保二亲利孙子”铭文的铜镜(枞阳镇北圣村出土)，则有中原文化的气息。北圣村出土的六朝时期的青瓷虎子、鸡首壶等是典型的浙江越窑产品，而钱铺乡出土的南朝四系盘口壶却与江西丰城窑的器物有着惊人的相近。1987年在横埠发现的青瓷四系盘口壶，是寿州(窑址在淮南)的典型器。2004年笔者在横埠镇某工地上采集到一件青釉双圈纹瓷钵残片，是唐代名窑江西洪州窑所生产。义津镇出土的青釉褐彩圆斑纹深腹罐、周潭镇出土的青瓷褐彩盂等，则是湖南长沙窑产品。1984年在会宫乡征集的唐代青釉褐彩莲瓣纹直口罐，有的专家认为，是我们枞阳人自己生产的瓷器。馆藏的宋代文物中，既有江西景德镇窑的影青柳斗纹六足炉(横埠镇出土)，也有江西吉州窑的蕉叶纹瓷枕(横埠镇出土)、安徽繁昌窑的影青釉素面执壶(会宫乡出土)和寿州窑黄釉印纹瓷枕(义津镇出土)，还有一件居然是遥远的蜀地彭州窑烧造的青釉白彩莲瓣纹罐(官埠桥镇出土)，这些瓷器无不是产自长江流域的著名窑口。使用这些器物所表现出的文化选择仍然凸显出地域的文化构成和文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枞阳地区在古代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生产水平、社会面貌、生活结构和精神需求。因而，站在现代的视角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古代的枞阳地区的文化始终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同时又带有很强烈的长江流域的文化特色和本地区文化创造的印记。
佛教文化是这一时期的一个亮点。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说：“夫黄、舒之间，天下奇山水也，郁千余年，一方无数十人名于史传者。独浮屠之俊雄，自梁陈以来，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声相应和也。其徒遍天下，奉之为宗。岂山川奇杰之气，有蕴而属之邪？”晋梁时期，枞阳大地“浮屠始昌，为室为堂”，东晋时，高僧清洪在青山创建石屋寺，南朝陈太建年间，天台宗的创立者智者大师爱浮山形胜，在浮山创建华严寺，浮山道场成为天台宗祖庭。宋朝时，法远禅师住浮山，在会圣岩内完成了佛教的重要文献———《浮山九带》。文学家欧阳修慕名拜访，法远以下围棋之道作比方，阐明佛学哲理，令欧阳修叹服，法远及法远宣讲佛法之地浮山，声名远扬，宋仁宗赐号“圆鉴”，敕建浮山华严寺。从此，华严、合明、白云、赤城诸寺香火兴旺，高僧名宿往来其间，香客信徒肩背相接，佛教文化席卷枞阳县域。以至后来枞阳文学的“清澄无滓”、“元气通畅”的风格和形成与其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多姿多彩的山山水水、良好的区域文化环境、一座座金碧辉煌的寺庙，是吸引人的磁场，名人雅士竞相而来，驻足而叹。秦始皇出巡，察枞阳山川；汉武帝射蛟，唱《枞阳之歌》；左慈居浮渡名山，建炉炼丹；吕蒙率兵扎营，筑城蒲州；陶侃领枞阳令，运甓惜阴；孟郊爱浮山胜境，诗情勃发；欧阳修与高僧手谈，因棋说法；范中淹怀崇敬之情，为远禄祖师塔题铭；黄庭坚登达观之巅，饱吟山水……。
随着文化的输出和引进，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水乳交融，文化在这里慢慢地积淀，悄悄地升华，再次勃兴。枞阳文化又一次达到了高峰。
地处山水奥区、与外界联系密切的枞阳在元末明初，出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大潮，徽州和江西籍等地的移民纷纷迁入，这些移民本身虽然没有产生突出的文化人物，但在后来对枞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明清时期，中国文化挣脱了大一统的史官文化后，出现了民间文化部落。在来自文化水平更高、信仰朱子学说的婺源和鄱阳籍移民的影响下，在地方行政官员的重视下，枞阳文化顺应历史潮流，传承儒学之风日盛，重文尚读、穷不丢书的学风得以发扬光大，学者文人多讲性理之学，或尊奉陆王，或笃守程朱，而结社讲学论政蔚然成风。自明正德年间枞阳镇人何唐首开自由讲学之风，至明万历年间浮山镇人方学渐、枞阳镇人赵鸿赐、童自澄相继创办书院，一直到清朝初年戴霜崖、戴名世父子在汤沟镇陈家洲开馆执教，枞阳大地私塾、学馆、书院遍设，莘莘学子遍及城乡，中黄榜的进士和举人就达千人以上。区域文明随之昌盛发达，才子文人层出不穷，历史文化更加丰富多彩，1808.1平方公里的枞阳大地成为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随着江西移民的迁入，属楚音的江西弋阳腔传入枞川，迅速与属吴声的昆山腔相碰撞，枞阳人将一刚一柔的楚音吴声揉为一体，同时吸收李自成起义军军中乐人及山(西)陕(西)商帮带来的西秦腔剧目和音乐唱腔，并结合本土的俚歌俗曲，培育了一种新腔，史称“枞阳腔”。明万历年间，凵了山镇人阮自华在安庆天台里创办阮氏家班，搬演昆曲，以声伎自娱。崇祯初年，精通音律的凵了山镇人阮大铖，“新建阮氏家班，名满江南”，他的家班能唱昆腔、弋阳腔，也唱枞阳腔，“《燕子笺》、《春灯谜》，其科介排场，无不紧凑，流传至今，搬演不辍。”在中国戏剧史上有很大的影响。阮大铖颇有才名，在艺术上是多面手，他的书法纵横老辣不同凡响，“然其诗则为有明一代诗家的佼佼者”。
雨坛乡人齐之鸾，于明正德年间首开枞阳士子由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之先例，他学识渊博，文辞宏丽，造语出人意表，充满个性，“开吾乡风气之始”，为枞阳文化的崛起起了先导作用。枞阳镇人钱澄之，一生著述宏富，“内容涉及哲学、文学、史学诸学科，精深邃密，卓有建树，其学术成就堪与黄宗羲、方以智、王夫之、顾炎武共相颉颃，代表了那个时期的最高水平之一”。生活在浮山镇一带的“桂林方氏家族”，族望人杰，名流辈出，从方学渐开始，到方大镇、方孔火召、方维仪、方以智、方中通等，个个志洁行芳，人人才雄学博，五代风流不绝，学术成就卓著，在《周易》的研究上成果斐然，又是象数派易学的集大成者，方氏家族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博学清操垂百世”，方以智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清史稿》、《浮山志》称其：“凡天文、舆地、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琴剑、技勇，无不析其旨趣。著书数万字，名流海外。”周亮工评其：“自诗文、词曲、声歌、书画、双钩、填白、五木、六博以及吹箫、挝鼓、优俳、评话之技，无不精妙。”《数度衍》卷首李世熊《序》曰：方以智“合忠臣、孝子、才人而一人矣。性命之学，三才物理之学，声音文字之学，与夫一技一艺，莫不穷其源、造其极，诚古今第一男子，名甲天下。”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环境极其恶劣，生活极端艰苦，真可谓历尽千劫万难。然而，他那种追求社会进步、锲而不舍的刻苦钻研学问的精神，并未被遭受的种种磨难所折服，始终保持着豁达气质与清正品操，始终以顽强的毅力著书立说，他的不少著作就是在屡遭大祸、几至灭门之时，兵荒马乱之际，流窜逃难途中，躲藏在深山老林中完成的。他将西学与中学熔于一炉，融合三教，兼综百家，竭精殚神地进行批判性研究，著书百余种，涉及诸多学科，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考据家、书画家、医学家、戏曲家和武术家。有学者认为，方以智的“哲学和王船山的哲学是同时代的大旗，是中国十七世纪时代精神的重要侧面。”“是我国十七世纪最杰出的学者。”
枞阳人秉承程、朱道统，尊崇秦汉及唐宋八家散文，敢于创新，不断拓展，著书立说，自成体系，创立了系统完整的散文理论，缔造了清代文坛上显赫一时、风靡全国、影响深远的散文创作理论体系。
浮山镇人方以智将哲学用于指导文学，提出关于端本于经、练要于史、修辞于汉、析理于宋的崭新见解，反映了当时枞阳学者的学术倾向；枞阳镇人钱澄之的文章有《易经》的精洁，《诗经》的典雅，屈子的恺恻，庄子的高荡，为枞阳人树立了作文的楷模。正是这些文化巨人的奋力开拓，启导了枞阳散文理论体系的先河。长期生活在汤沟镇陈家洲的戴名世，为了完成振兴古文的使命，高扬“率其自然”的旗帜，倡导古文创作应做到立诚有物，道、法、辞合一，精、气、神并重，纵横百家而能自成一家之文。他是这一时期的文章领袖，是枞阳散文理论体系的先驱者。
义津镇人方苞是枞阳散文理论体系的奠基者。他揭橥“义法”大旗，要求作文追求雅洁的文风，强调文章在内容与形式方面达到完美统一，并对文学创作上的艺术表现手法提出了一些符合古代文学自我发展规律的具体要求，在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颇具特色，具有一定的地位。继之而起的是汤沟镇人刘大木魁，在散文的艺术审美方面发表自己的见解，他的“音节神气”主张，具有可贵的独创性。他的作品以神为主，才雄气肆，文采照耀。诗赋古文，兼行不废，因袭变化，二者并重。对枞阳散文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作用，不愧为枞阳散文理论体系的中坚和拓大者。钱桥镇人姚鼐，是枞阳散文理论体系领军人物中创作成就最大的作家，他的文学理论具有集大成的特色。他综合各家文学理论，提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的观点，强调“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相统一，倡导“阳刚”、“阴柔”之说，他把庄子的艺术论、审美观融进了以儒学为主体的枞阳散文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道与艺合，天与人一”的主张，使道德论与艺术论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新的平衡。至乾隆年间，枞阳的散文理论体系在姚鼐的努力下，最终完成了由抽象而具象，再到更高程度上的抽象的发展过程，已臻于完备。枞阳人将散文艺术范式，用周密的理论框架固定下来，从而解决了只就形式或单从内容着手都无法准确把握的理论难题，即如何实现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如何在继承传统和锐意创新中，达到纪实性、哲理性、致用性、文学性的高度统一。这是枞阳散文理论体系对中国古典文论作出的特殊贡献，至于其理论体系的严密性、系统性、完备性，更达到了前人未曾达到的高度。
姚鼐及其弟子带着《古文辞类纂》，先后讲学于全国各地，以姚鼐为中心的强有力的作家集团得以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向全国展开。枞阳人的散文理论体系风行全国，文章风气遍及神州，到处可见枞阳文人及其弟子的身影，无论是京城，还是乡野，学子们诵读着枞阳人创作的美文佳章，以枞阳人的文章作范文楷模。
这一时期，枞阳文化具有特点鲜明的文化品格，主要表现在以桂林方氏家族“坐集千古之智”的治学态度为代表的兼容并包的文化襟怀，以枞阳学士怀藏着强烈的入世愿望为代表的通权达变、志在进取的人生品格。
枞阳文化，犹如长江之水一般飘逸空灵、奔腾不息，多元化绽放，开放程度高，召唤性强，辐射力强，影响力大。正是由于一大批优秀的枞阳人“做人要完成人的神性”( 这是方东美常讲的一句话)，孜孜不倦地学习再学习，勤奋忘我地研究再研究，放眼世界，努力向前，从而使自己的知识像清泉那样畅流不竭，顽强不息的传播文明，把“枞阳之花”播撒到祖国各地乃至海外，进而使其从区域文化范围上升到主流文化圈，成为强势文化。枞阳文化第三次达到高峰。
新文化运动兴起，麒麟镇人光升、枞阳镇人李光炯、会宫乡人史推恩等知名人士汇聚在陈独秀大旗下，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提倡“民主与科学”，开创、推动了新文化运动。抗日英雄童长荣(枞阳镇人)，是一位革命作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界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起人之一。麒麟镇人朱光潜从学生时代起就花大力气从事介绍西方学术文化的工作，移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传统之本，用具有现代科学理论形态的西方文化成果来开拓中国传统文化的天地，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价值。他的美学思想代表了中国现代美学的最高水平和发展轨迹，是具有国际影响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文学家、翻译家和教育家。“具有献身精神的政治家”黄镇(横埠镇人)，在革命战争年代，他身经百战、出生入死、驰骋疆场，不仅是人民军队中优秀的思想政治、文化工作的领导者，而且在带兵打仗、指挥战斗中也表现了出色的军事才能，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将军。新中国建立之后，他在外交战线上奋斗了28个春秋，以无畏的气概和高度的智慧，肩负重任，纵横捭阖，不辱使命，开创新型外交，被外交界誉为“文质彬彬的将军大使”，不愧是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外交家。在担任文化部长和对外文委主任期间，为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不仅是一位我国文化战线上很有作为的、德高艺馨的领导者，更是一位根底深厚、造诣颇深、蜚声中外的书画家。
1949年4月2日，枞阳的全境解放使这座文化古城获得了新生，枞阳的历史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1955年7月1日，改湖东县为枞阳县，上下二千年，名称改变，行政建制变化，县名几经更迭，终复汉时县名。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枞阳人民艰苦创业，顽强拼搏，使枞阳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锐意进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二、历史名人，辉映华厦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育一方遗产”。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500多处厚重的历史文化遗存，像一捧珍珠，洒落在枞阳大地的青山绿水之间。现已有8处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5处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985年完成的全县第二次文物普查和正在进行的第三次文物普查以及大量的文献资料、考古发掘表明，这里的文化资源相当丰厚，地域特色最为鲜明，有许多优秀的文化遗产特别引人注目。
历史名人，名人遗产，影响相当深远。
枞阳所处地区，是地球七大地质板块中的六块板块的缝合交接之处，地壳的运动，对地球的磁场、重力场和电力场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得这一地区成了地球最敏感、最复杂的地带。这里，位置优越，气候宜人，物种繁多，早期文明最容易在此发端；这里，交通便捷，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生活其间的人类最灵敏，人文最活跃。古往今来，枞阳这块玄妙神奇、精华深蕴、地灵人杰的风水宝地，名人辈出，英华荟萃。明清之际，更是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唐代的阮枞江，宋代的阮晋卿，元代的王胜、徐良佐，明代的方法、章纶、钱如京、齐之鸾、盛汝谦、阮鹗、吴应宾、方学渐、吴用先、方大镇、阮自华、何如宠、赵鸿赐、左光斗、阮大铖、孙临，清代的方孔火召、方维仪、方文、方以智、潘翟、方中德、钱澄之、方中通、余霖、方苞、方观承、姚范、刘大木魁、张裕叶、胡虔、光聪谐、姚鼐、王灼、刘开、姚元之、姚莹、程学启、张晓驷、姚孟成、吴汝纶、萧穆、吴樾，近现代的倪淑、倪婉、刘豁公、施从云、陈澹然、章逐明、方履中、陈雪吾、吴芝瑛、童长荣、李光炯、史推恩、光升、章伯钧、史尚宽、储炎庆、方东美、李则刚、施剑翘、朱光潜、黄镇、慈云桂、光仁洪……他们或为宰辅重臣、政坛要员，或为文苑英华、鸿儒学者，或为仁人志士、民族英烈，或为革命中坚、军事将领，或为艺界泰斗、梨园名流，或为科坛精英、民间巧匠，或为巾帼女杰、慈母孝子。古代先贤，光照史册，近世名人，各领风骚，现代英才，灿若星汉，无不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令桑梓荣耀、邑人自豪！
小巧玲珑的浮山，云雾缭绕的白云岩，峻峦耸秀的大青山，石崖苍苍的岱鳌山，傲立江滨的凵了山；浩浩荡荡的长江水道，钟灵毓秀的枞阳河，蜿蜒流淌的麻溪河，碧水连天的白荡湖，渚矶星罗的莲花池……不仅是枞阳大地上一幅幅美丽的风景画，也是一条文化长廊。一大批重要人物和文化名流，留恋钟情这片山水，在此或建功立业，或寄情山水，或挥毫题诗，近千首(篇)脍炙人口的诗文是历代文人雅士倾泻给这块土地的一腔痴情，给我们留下的高风亮节和精神财富，可歌可泣、可赞可叹！
“枞阳山水美如画，虾蟹味美诗人醉”。一大批重要人物和文化名流在枞阳留下的大量诗歌作品，对境内诗歌相继兴起有着直接影响。“自齐蓉川(之鸾)给谏以诗著有明中叶”，县域内诗风日盛。
浮山镇人方维仪是一个作诗高手，她的诗一洗铅华，归于质直。清代学者朱彝尊说她的诗很似孟效。她与姐姐方孟式、堂妹方维则、弟媳吴令仪(钱桥镇人)和吴令则相聚唱和于浮山“清芬阁”，吟哦推敲诗篇，为境内最早出现的“名媛诗社”。方文与堂侄方以智年相若，同学达14年之久，他的诗，前期学杜，多苍老之作；后期专学白居易，明白如话，长于叙事，施闰章论其诗云：“尔止为诗，虽民谣里谚，涂巷琐事，皆可引用。兴会所属，冲口成篇，款曲如话，真至浑融，自肺腑中流出，绝无补缀之痕”。方文与后期的方贞观、方世举，以“方氏三诗人”号称于世。钱桥镇人吴坤元，“好苦吟，一字未稳，数自改易”。陈焯评她的诗“典朴、清真，无柔曼绮靡之习”。王士祯说她的诗“天真烂漫，渐归平淡”。是一位杰出的女诗人。
钱澄之的诗深得白居易、陆游神髓，于平淡中蕴藏着深厚的民族感情，其诗集至今颇有影响，韩荧称道：“读先生之诗，冲淡深粹，出于自然，度王(维)孟(浩然)而及陶(潜)”。朱彝尊评其诗：“心存忠义，地处闲逸，情真，景真，事真，意真。田间一集，庶几近之。”他的五言古诗多为纪事、纪行之作，篇篇精采，剪裁得体，描写生动，细节毕肖。其七律，沉雄劲健、慷慨激越、沉郁悲凉。他往往将律诗、绝句组诗化，常有二十首、三十首、甚至长达六十首者，显现出才力的充沛，构思的精熟。与顾炎武、吴嘉纪并称“江南三大遗民诗人”。
方以智“七岁赋诗”，此后便开始诗歌创作，坚持50余年之久，终其生而未缀，创作延续时间长，作品数量相当可观。他的《古诗》中的“我欲依神仙，神仙不可托”之句，慷慨言志，不慕神仙，不怕艰险，不畏饥寒，始终热情积极。他还是一位提倡诗歌革新、诗界革命的诗人，他创作的《牛角饮》一诗：“一牛角，两牛角，满斟四五壶，双手向前握。苗儿各唱四声歌，笑我江南不能学。”自然浑成，以俗为雅，炉锤之妙，使人叹服。向民间学习，运用口语入诗，胎孕现代新诗，论者认为他是“清诗之使用口语最早的作者”。
自钱澄之、方以智之后，枞阳诗者如林。“海峰出而大振，惜抱起而继之，然后诗道大昌。盖汉魏六朝三唐两宋以及元明诸大家之美无不一备”。
刘大木魁在清代有很大的诗名，诗作近900首，其诗宗杜甫，而取苏轼、黄庭坚之处尤多。他认为：“诗贵独立，不贵附和，当深求本领，而后博以古人之风轨气韵，融液而神明”；“极写夫日月风云之状，使人读之，可以歌，可以泣，不知手足之舞蹈也”。所以他写的诗，随意洒脱，直抒胸臆，多为言志之作。他作的《登迎江寺塔》诗：“浮图千尺大江隈，目尽南天百粤开。三峡倒流春江去，乱帆低挂夕阳来。河山自古推雄镇，叱咤当年想霸才。顾盼只今成往事，芦花如雪鸟飞回”；饱含深沉之思，豪迈奔放，才情纵横，别开生面，成为咏景诗中的名篇。姚鼐说，“(刘大木魁)文与诗并极其力，能包括古人之异体，熔以成其体，雄豪奥秘，麾斥出之，岂非其才之绝出今古者哉”。有人认为，自刘海峰先生晚居枞阳，以诗教后进，江南江北为诗者，大率称海峰弟子。
程秉钊说：“惜抱诗精深博大，足为正宗。”姚鼐在承传师说的基础上，以元明以来诗歌发展的历史为基本前提，顺应当时士人学古的潮流，在《与鲍双五》尺牍中自觉地、明朗地提出了“熔铸唐宋”的论诗宗旨，这标志着清代诗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的诗歌，构思细密，意涵丰富，沉雄横逸，真切雅洁。诗的语言总是鲜明纯净，具体感人，易以调动欣赏者的再造想象；而就语言的那种由历史形成的感情色彩而言，姚鼐往往好用那些高旷淡雅、超凡拔俗的能体现古君子风节、情趣的词汇，从而形成了一种清真而又雄浑的诗美。无怪乎姚莹诵其诗后，在《识小录》中赞叹不已地颂道：“(姚鼐)诗以五古为最，高处直是盛唐诸公三三昧，非肤袭貌取者可比。七古用唐高调者，时有王、李之响；学宋人处时入妙境；尤不易得。七律工力甚深，兼盛唐、苏公之胜。七绝神俊高远，直是天人说法，无一凡近语矣。”曾国藩推尊姚鼐，把他的文奉为“百年之宗”，将他的诗崇为“国朝第一家”。
枞阳是一座崇尚诗歌的历史名城。枞阳镇人王灼于清嘉庆年间选辑的《枞阳诗选》20卷，收诗2900首，作者158余家。1989年枞阳县地方志办公室编辑的《续枞阳诗选》，上承道光年间，收诗2000首，作者168人。枞阳人创作的一首首脍炙人口的华章佳句千古流传，一座悠长悠长的诗歌画廊由此而搭建。
“枞阳诗语尤瑰奇，乡邦文献天下宗”。枞阳人在学术研究上硕果累累，已藏入中国乃至世界文献宝库，影响海内外。
方以智的《物理小识》，是我国古代专门论述自然科学方面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其中包含大量的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辨证法思想资料。他不仅搜集、整理、总结、综合了我国古代已有的科学成就，批判地吸收了当时由西欧传来的科学知识，而且就其中不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清乾隆年间，纪晓岚为首的四库馆臣称其“考证奥博，明代罕与伦比”，委实开清代考据学先河。日本学者认为这部书是“当奈端(牛顿)之前，中国诚可以自豪的”著作。《物理小识》的编写时间与意大利伽利略《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这一西方科学巨著的出版时间(1632)差不多同时，我国在这样早的时期就出现了像方以智这样可以与伽利略相媲美的科学家，出版了像《物理小识》这样的科学巨著，实在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清顺治十八年(1661)，27岁的方中通撰成《数度衍》，书中内容包括了当时东西方数学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问世后被誉为数学百科全书。这部巨著，还论述了对数，使方中通成为中国论对数第一人。数学家梅文鼎研究西洋筹算就是受方中通的影响开始的。
成书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七月的《古文辞类纂》，是姚鼐根据自己的文学观点和标准精心编撰的一部著名的古文辞选巨著。其内容形式俱精，评说校勘皆准，文辞兼备，博而不芜，堪称古典文学第一善本，自嘉庆二十五年(1820)姚鼐门人康绍镛在广东刊行以来，二百年间，刻印至上百起，流传风行于世，“读书治学之士，无论其为汉学为宋学，为学者为文人，为旧学为新学，后来成就各不相同，然当其读书之始，学文之日，固无一人不读此书，无一人不受此书之益。”一直被读书人奉为圭臬，成为知识分子案头的常备书籍。
钱桥镇人姚莹，在任台湾道期间，率领军民多次打退侵略台湾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保卫祖国宝岛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坚决抵抗外国入侵的爱国官员，而且还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主张开眼看世界的爱国思想家。他在《康车酋纪行》等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台湾和西藏的详细材料，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台湾和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最先呼吁人们重视台湾和西藏问题，提醒人们警惕外国殖民者觊觎台湾、西藏的险恶用心。他以独到的眼光，看待台湾和西藏问题，即使是新世纪到来的今天，姚莹的诸多见解、警示和实践，对于我们识破各种分裂台湾、西藏的可耻活动，仍有着极大的思想启迪。
“有诗人的最高情操、哲学家的最深思想”的方东美(义津镇人)，是一个有着诗人浪漫气质和情怀的哲学家。被台港学术界誉为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史上的“东方诗哲”。他终身欣慕于中国古代哲学所臻至的完美与高度，力主中国哲学与文化，应恢复先秦儒家、道家健康饱满的生命精神。他深入中西哲学的堂奥，吸纳中国古代的生命哲学思想，又揉合现代西方博格森、怀特海等人哲学，乃至古代华严哲学，并以儒家的《易经》哲学贯通之。熔铸古今，融汇百家，又最终回归于中国文化的本位，创造了一个富有特色的哲学系统，为中国哲学的现代转折指点了一条新路。方东美思想博大，著作等身。他的学术成就具有世界影响，被誉为“东方一代大哲”和“民国以来在哲学上真正学贯中西之第一人”。
“翰墨飘香见史韵，入古出新自成家”。在中国书画史上，枞阳书画家的地位非同一般。见于《宋元明清画家年表》、《中国画家大辞典》、《中国美术家大辞典》、《墨林今话》、《安徽画家》等丛书的枞阳籍书画家多达200余人。
女画家方维仪，师法李公麟，精于佛像白描，尤其精绘观音罗汉，被清诗人王士祯称为“妙品”。钱桥镇人姚文燮善画，尤精山水，康熙三年(1664)所作《山水册页》，成为宝画，载入《宋元明清画家年表》；朱彝尊称其“画手前身李伯时(李公麟)”。汤沟镇人刘鸿仪书画冠一时，与其诗并称“三绝”。义津镇人方亨咸，善诗文，尤精书法绘画事，山水得大痴法，力追古雅，兼绘花鸟，意态如生。所绘《百民梧桐卷》被清《国朝画识》等书评为“神品”。据《宋元明清画家年表》载：“顺治十二年(1655)至康熙十七年(1678)间所作《云横翠岭图》、《竹石图》、《山水扇》、《深山垂纶图》均被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论者谓：“(方亨咸)绘事，早年不过游戏，患难后足迹遍天下，画遂进。其不规于古人，所以更胜于古人，终成清代大家”。谢坤《书画录》云：“吉偶人物，从板重而求灵活，法亦古矣”。当时，方亨咸绘画风格与程青溪、顾见山时称鼎足，格高兴逸，博大沉雄。“人得其寸缣，珍若 玉”。
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方以智，“十二工书法，隶草腾龙螭”、“少小嗜学二王字，妄取张颠怀素意”， 幼时的方以智勤于书法，练篆籀，好摹印。他习书由楷入，学颜真卿、虞世南，也学过赵字，后上追钟、王，对章草更有一番深深的研究。他的书法，得晋之逸趣，唐之法度，或肖二王，秀丽妩媚；或法怀素，遒劲潇洒。《方以智诗词书画略述》称其书法曰：“其圆润浑厚之笔，取法于钟、王，疏密大小之姿，变化于北魏；而驰骋奔放之势，又出于张旭、怀素之间，别有精神，自成风貌”。处于十分艰难的困境之中的方以智，“意兴所适，或诗或画，偶一为之，多作禅语，自喻而已，不期人解也。”他的每一件绘画作品的纪年不以清帝纪元年号，直面明确自己的立场，立志不与满清合作。方以智的绘画作品，好用秃笔焦墨写成，画风幽淡，荒疏简远，母题多为枯山寂水、孤树奇石、墨竹兰草，注重笔墨情趣，不计形似而有生趣，充满禅意，追求一种直入元人堂奥的闲逸洒脱的水墨韵致。
“岂但文章雄百代，即论翰墨亦千秋”。姚鼐是一位书法大家，近代学者马其昶曰：“泾县包世臣善评书，推邓山人、刘文清、及先生〈姚鼐〉为国朝第一，故先生非独诗文美也，其翰墨亦绝为世重。”姚鼐的《论书六绝句》，是书法理论史上的名篇，至今仍为书界所传诵。在《论书六绝句》中，他主张“论书莫取形模似”，书法作品不应追求形似，应充满神韵，力争做到“古今习气除积尽”，“笔端神功应天随”，姚鼐在书法理论上的独到见解，当为后辈书家学习和借鉴的标榜。姚鼐不仅在书法理论上有所建树，而且还创作出许多颇具功力的艺术佳品。杨仁恺主编的《中国书画》称：“(姚鼐)晚年书法臻妙，师王献之，格调疏逸，秀拙处近董其昌”。他以学问文章之气体味笔法、线条、结构之妙，信手书写，挥洒自如，笔法舒展有致，书风清疏枯淡，逸气悠扬。个性特征显露，形成自家面目，具有大家之风。包世臣在《艺舟双辑》中，将“国朝书品”分为神、妙、能、逸、佳五品，每品又为上、下等，而把姚鼐的行草书评为“妙品下二人”，将其书法同邓石如、刘墉并称为“国朝第一”，足见姚鼐在当时书坛之影响。如今姚鼐的书法作品，已列为禁止出境的文物。
生活于清嘉庆、道光年间的姚元之(钱桥镇人)的隶书作品，风格飘逸和丽，在京城冠绝一时，无有匹敌。蒋宝龄的《墨林今话》云：“先生隶书、行书、草书，笔画精妙”。他还以花卉白描人物名于画史，《桐阴论画》等书谓其“所画花卉，不落时下窠臼，落笔别有机杼”，“所作果品，别饶风致，可与南田、新罗争胜”。姚元之描摹赵承旨的《十六罗汉》，群神威杀之气跃然纸上，充分展示出其线条的功力。黄石田看后大惊不已，大呼“今人不让古人”。浮山镇人吴廷康，喜欢金石考证，书法“篆隶铁笔，直窥汉人”，所画兰花，寥寥数笔，金石之气盎然。
到了近现代，汤沟镇人陈澹然不仅文章有旷世之才，而遗下墨迹亦豪放沉雄，不乏大家风范。会宫乡人吴芝瑛，沉潜书道，勤奋创作，书法、诗文俱臻佳境，其事迹、书法、诗文，被世人誉为“三绝”。她的书法初学董其昌，书风平淡古朴，笔画圆劲秀逸，布局疏朗匀称，力追古法。手书《小万柳堂摹古》四卷，为时人叹赏，谓可乱真。中年临魏碑《崔敬邕墓志》，乃一变其面目，写出了新姿异态，骨架结构欹侧挺拔，宽博严整，笔画细劲而圆，力感含蓄，显得柔畅妍丽，康有为誉为“能品”。其瘦金体作品，清丽劲拔，有着独特的风格。横埠镇人黄近玄，擅于国画，翎毛作品尤为突出，他的杰作《母鸡》立轴参加上海美展，曾轰动全国，蜚声一时。
“革命先驱，征途未搁丹青笔；艺坛巨匠，遗迹仍留翰墨香。”将军、外交家黄镇创作了大量的书画作品，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书画家。他在长征途中创作的《长征画集》是伟大长征的片断纪录，是真实的革命史料，它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更是非常珍贵、价值颇高的艺术品。刘海粟先生认为该画集是黄镇“从油画入手，博览宋元名迹”，“是中西结合的结果”，所收的画“气韵深厚、精神焕发、用笔活脱、自成一家”。1989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镇书画集》收画115幅、书法作品26幅、篆刻作品43方。他的作品，神形兼备，运笔豪放而遒劲，又饶有高古的气韵，气势雄强而宽博，而又有神清气朗的意趣，论者以“革命画家”、“艺坛巨匠”称之。
提起人民大会堂里那幅精美绝伦的艺术巨作———《迎客松》图，恐怕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电视上、报刊上都经常出现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英模人物以及来访的外国贵宾在《迎客松》图前留影的画面。而这幅芜湖铁画的杰出代表作《迎客松》的创制者，是生于枞阳镇的储炎庆。以铁传画的杰出艺术家、新一代铁画艺人中的领军人物储炎庆创制的大型铁画《迎客松》，构图别致，意境清新，锻迹锤斑，骨力传神。整个作品显得雄浑、大气而又挺拔、俊秀，充满生机与活力，绝妙地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他身不离车间，手不离铁锤，敲打随心，点化顽铁成丹青，创制了大量铁画精品，使芜湖铁画艺术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为传承、激活、发展芜湖铁画和培养铁画新人，使芜湖铁画走向世界，蜚声五洲，做出了重大贡献。储炎庆被誉之为“新中国成立后芜湖铁画的第一传人”。
名人留名胜，枞阳更风流。如今，枞阳县域内不仅保存着阮枞江墓、钱如京养马塘、何如宠故居、何如宠摩崖题诗、阮鹗墓、方学渐墓、吴用先义田碑、方大镇摩崖石刻、左光斗忠毅亭、阮大铖读书处、方以智摩崖题刻、方以智墓、钱澄之生活用井、钱澄之手植罗汉松、钱澄之墓、方苞养鱼植荷池、刘大木魁故居、刘大木魁墓、张裕叶墓、姚鼐墓、吴汝纶墓、程学启墓、陈澹然墓、杨澄鉴墓、房秩五旧居(双瞻阁)、章伯钧故居等枞阳籍历史名人遗存；而且还有汉武帝射蛟台、陶侃洗墨池、欧阳修弈棋处、黄庭坚读书处、元禄祖师塔、三宝塔、王守仁题刻、钟惺题诗、史可法题姚康墓碑、祁隽藻题张裕叶墓碑、张裕钊题吴元甲墓碑、柏文蔚旧居(松柏山房)等外籍历史名人古迹。与历史名人有关的文物点，点缀在山水之间，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人文景观群，成为游人瞻仰、凭吊、怀古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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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高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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