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之苑》之一
钱王刚
编者按：文化是枞阳的灵魂。但这个灵魂形成于何时？枞阳文化最灿烂的历史景象是什么？历史上有哪些先贤大儒为构建我们的核心文化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恐怕大多数人都不甚了解。本文作者长期致力于枞阳历史文化的研究与探索，在这篇文章中，他以严谨的态度、翔实的资料为我们厘清了枞阳历史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脉络，让我们对乡帮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这对我们传承文化、求变创新，打造枞阳的文化品牌，加速枞阳全面崛起大有裨益
关于枞阳的历史文化，我们应该全面正确地审视对待，当是必要的。
一、皖江文化核心在桐枞
许多学者文化人知道，我们枞阳的有心人也知道：枞阳过去不仅是历史悠久的古县，更是一个在几个世纪中曾经创造辉煌，到现在仍在发生重大影响的文化大县。枞阳是很早就有人类活动的古龙舒地域及文化带。自汉初置枞阳县（唐代以后易名桐城），沿变至今已有二千百余年历史，这属于在全国都很少见的古县范畴。而历史的沉积终使这片大地在明代中晚期后生发出美丽灿烂的文化而影响海内外数百年之久。
十七世纪的中国，是封建的内忧外患的大明王朝趋向衰败乃至灭亡而最终为清政权所取代的时期，这是一个矛盾冲突异常复杂激烈的巨大变动的时代，史称明清之际。应对着激荡的社会风云，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也发展形成一个明显的高潮，表现在学术文化和政治思想以及风俗习惯的各个方面，产生了一系列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和文学家，如顾宪成、黄道舟、陈子龙、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易堂九子、唐甄、徐光启、宋应星、梅文鼎、汤显祖、吴承恩、王士祯等。而在这种特定时期的思想文化的发展中，有一个极为令人瞩目的现象发生和存在：皖江流域的桐城，在这一百多年间，异军突起般涌现出一大批从政治、社会活动到思想学术文化上的风云人物——
其中：以名宦而著名的，有一代宰辅何如宠和张英，东林英杰左光斗、左光先、光时亨，忠心许国之封疆大吏叶灿、吴用先、方大任、方孔炤、孙晋、姚文然等；而在思想文化领域，则产生了方学渐、吴应宾、方大镇、方孔炤、方中通等著作等身而颇有建树的学者大家，以及像方以智、钱澄之这样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的杰出人物。至于以文学诗歌而名称一时的尚有方大玮、吴应寰、吴道约、吴道凝、孙临、方文、左国材、方其义、方中德、方中履、潘江、马之瑛、方正瓀、姚士陛、孙中麟等众多人物。康熙初年潘江编辑《龙眠风雅》，计百卷之繁，可见桐城文学之盛。尤值得一道的是，文风所被之下，更出现了吴令则、吴令仪、方维仪、方维则、潘翟、吴坤元、张莹、方御等一批闺阁女诗人，其中方孟式方维仪姊妹以诗画双姝载入《明史•艺文志》。后来，桐人吴金圃曾辑女诗人之作而编《桐山名媛诗抄》十一卷。在文学著述之外，倡学振教之风也盛行乡邑，士民重读书尚风节，多有忠义孝友之行事。成于光绪年间的《桐城耆旧传》根据相关史志记载，传写介绍了众多这方面的士民男女人物。所有这些，还是就明清之际的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而言，若上溯万历以前之明中期，则还有姚参政（旭）、钱尚书（如京）、齐按察（之鸾）、吴参政（檄）及阮巡抚（鹗）等名宦对风节文学的倡率。而下延至清中期，则有方苞、刘大櫆、姚鼐等相延续而代表的桐城派将桐城文章之名推向极盛。至于近代以后的另一个百余年，桐城人文虽无前此之兴盛，然毕竟源远流长，尚有姚莹、方东树、吴汝纶、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吴芝瑛、施剑翘、章伯钧、黄镇、方东美、朱光潜等承袭乡邑文化余波，或仕宦报国维新革命、或治学兴教卓然特立，使桐城影响仍在，风流未歇。
以一邑之地，于历史跨度并不长的数百年间，人才文化风教如此之盛烈，贡献影响如此之突出，这是他邑无法比拟而海内亦所罕见的一种文化现象。这是乡邑的骄傲，而在世人眼中尤其是学术文化的研究中，它像天上的彩虹，美丽而神奇，让人着迷和遐想。百年来，曾有不少研究者从诗歌古文学术等不同的角度审视与探索过旧日桐城文化盛极一时的原因，有过一些同异相杂的看法。但因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于桐城文化于明清两代三百年间所以兴盛的成因及其特征精神和渊源发展，并未有清晰的认识。闹到最后，昔日令天下学子极为崇慕的桐城文化，似乎除了一个“桐城派”，其他也就没有什么好言的了。这种情形，不仅在域外即是乡邑内也普遍存在，很少有人能对乡先贤们所创造的灿烂文化说出个子丑寅卯所以然来，甚至不知方以智、钱澄之为何许人也——即使在怀着复杂心情说“枞阳出人，桐城出名”的人群中，也有不知所以然者。近年在枞阳，因为宣传，因为一些有心和识见之士的鼓吹推介，情形似有所改变，人们开始谈论“诗人之窟、文章之府、气节之乡”，希望用这三个方面的概括表征来评价、宣传我们曾经影响和享誉海内外的优秀文化。这无疑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反映着我们对自己历史文化的重视和认识。但问题是：这种概括评价是有重大缺陷的，不大符合史实的，应予以纠正，以更有利于今日之文化宣传和建设。
要正确认识和宣传推介枞阳的历史文化，需对明清时桐城文化兴盛的过程、原因以及内容特征有个较为清晰的了解。
明清时的桐城文化，在其兴起发展的数百年间，同许多事物一样，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开始的生机勃勃到中间的发展成熟然后发生重大的转折变化渐渐走向衰萎的过程。其初始阶段，在明中期的成化、正德、嘉靖间。此时桐城相继出现了姚旭、方佑、方向、方印、钱如京、余珊、齐之鸾、吴檄等一批出仕名宦。这些人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整体上激发带动了桐城士人走“读书——科举——仕宦”之路的热情。后来的盛汝谦、赵釴、赵锐、戴完、林有望、阮鹗、张泽、吴一介、张淳以及何如宠、左光斗、吴应宾、方大美、方大镇、吴用先、胡瓒、姚之兰辈皆蹈踵而起，使桐城成为仕宦发达之乡，并最终使方、左、何、吴、姚、张等累宦之家族成为邑内发达兴旺的世家大族，左右影响着地方的政治与文化。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方佑、钱如京、余珊、齐之鸾诸人以一时才俊显达，不仅仕宦有建树政声，也多具文采而有诗文之名。且其子孙特有以诗而闻世者，如方向之子方见，著《南淙稿》，诗名籍甚；钱如京子孙钱元善、钱可畏皆工诗而有名。这种情形，对于促进邑中文学风气的形成起了直接的倡率作用，其中尤以齐之鸾以名宦而文才宏丽，影响很大，后来被推为桐城文学先导。钱澄之评道：“公有诗文名，开吾乡风气之始。文绝去枝蔓，直摅所欲言；诗有气力精思，往往造语出人意表：大抵皆一路孤行，无所依附，即立朝之风裁，凛然于此见之矣。”文学之外，这一批乡先贤还以碑载口传的正身立朝、不畏权上的表现，使自明初钱时夫妇和方法所彰显的忠节之风得到了进一步弘扬，为后来桐城士民尤其是出仕者崇尚风节，树立了楷模。
明初洪武间，胡惟庸谋逆伏诛，祸连李善长。时任刑部主事的桐城人钱时，不顾危险慨然与同曹郎一道为李善长白冤。朱元璋大怒，当日将钱时等二十余人全部赐死。随后诏诸死者妻立于殿下，分树母家和夫家旗二面，令诸妇自选是归娘家还是归夫家。上意不测，众妇人仓惶畏死，多趋立母家旗下。只钱时妻孙宜人及另一主政夫人愿死以殉夫，归于夫家。朱元璋甚是感叹，将那些愿归娘家的妇女尽行遣配伍卒，而命官驿护送孙宜人及主政妇归夫家。钱时夫妇的事迹气节自是流传乡里而为人们所崇敬。后来燕王朱棣夺位时，侍讲学士方孝孺因不肯为朱棣写登极诏书而被杀，灭十族。他的学生，任四川都指挥使司断事的方法也因不肯在贺表上署名而被逮解京。方法是桐城人，当解舟行至安庆境时，他瞻望故乡再拜，慨然赋绝命诗二首后投江自沉。
钱、方这两起为忠义宁不畏死之气节，无疑会对乡邑之风产生影响。半个多世纪后，方法的后人方佑方印出仕为官，其遵守先祖志节固家风使然，而钱如京、齐之鸾等辈闻乡先贤之风而效法弘扬之，亦在情理之中。这一批名宦中，不但方佑、方向曾是御史给事中，钱如京、余姗、齐之鸾诸人无不是以言官起家。御史给事中作为科道言官，负责对行政好坏官员是否尽职清廉予以监察纠挽，将自己的意见直接奏报朝廷。权限影响虽然不小，但麻烦压力和险难也很大，非心存忠义和铮铮铁骨，不畏权上和牺牲，是难以尽职和有所建树的。而方、钱、余、齐诸人皆风裁严竣，在台正直有声。如方向以官给舍有名，海内称为方给舍。他曾犯难弹劾恃宠权阉陈祖生及在位数十人使其受到惩治，自己后来也被陈祖生陷害下狱。又如正德时，宁王朱宸濠有谋反之心，造龙舟邀武宗南幸，时任刑科给事中的齐之鸾于朝中大呼“今日不以死谏南行，异日虽寸磔不足塞责！”偕诸言官死谏而止武宗南行。方、齐诸人的行为不但树声官场，乡邑中更视为仪表而祀于“乡贤”，对促进家乡崇礼尚节之风的形成发生了很大作用。但桐城风节的形成，还应有宋以来的理学思想影响的原因。
理学是宋代学者和思想家程颢、程颐和朱熹倡扬的学说，俗称程朱理学。理学的基本精神是“存天理，灭人欲”，要求人们以努力的道德修养来除去私心杂念，使自己的一切行为符合封建体制的伦理纲常。入明以后，头脑精明的朱元璋看到理学对维护封建专制和等级特权政治的好处，大力倡扬理学，不仅要求学子士人平时要学习理学，即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取自四书五经，以程朱的释义为准。这种社会的文化思想环境，一方面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心性，但另一方也客观地使三纲五常的伦理要求更加深入人心，影响着社会风气的变化，而作为当时的社会精英的士子与出仕者中的一部分人，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注意道德修养的前提下将坚持气节操守作为立身要求。这样的情形，越是文化和科举发达的地方越是明显，明中叶的桐城此时正是文化和科举业兴起生机之时，所以于风气产生影响自也是必然。（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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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高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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