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之苑》之二
钱王刚
上述是桐城文化的开始生成阶段，它的大发展和成熟则须等到百年后的明清之际，即万历后期至清康熙初。
公元一六一一年，对于桐城而言，是个不寻常的年份：是年的农历十月，一个今后被世人称作“方桐城”的伟大人物诞生于枞阳浮山，而二个月前，这个尚未出世的婴儿的曾祖父，带着二三弟子，由枞阳放舟东下直抵无锡，与当时著名的东林领袖顾宪成、高攀龙等盘桓论学，以他的理论主张折服了众大儒，从此奠定桐城方氏理学在东南学林的地位，也使桐城文化从此走出了邑外，在广泛的区域内发生着影响。他就是桐城方氏学派的开创者方学渐。
方学渐一生致力于倡学振教，筑桐川会馆讲学，日与远近四方同志讲论性善和良知之学，尊崇实学，掊击空幻，与同时的赵鸿赐、童自澄一道尊被称为桐川三老。嘉靖间，桐城曾有名儒何唐不顾众嘲，首开乡里讲学之例。其后，弟子门人虽也沿绪传学，但规模影响都不大。一直到方学渐，主要由于他的努力和影响，以及另一位重要人物、由翰林致仕的吴应宾以学子领袖身份的号召作用，桐城讲学才蔚然而成风气。《桐城耆旧传》评论说：“桐城自明嘉靖间何省斋倡学，其后方明善继之，闻风而起者数十辈”。这个意义重大而深远——
第一，讲学使宋明理学，尤其是经过方学渐等人改造过的以程朱理学调和阳明心学而形成的桐城理学，以一种热烈而持久的方式在邑内得到普遍地宣扬，深入人心。它必然地会对社会的思想精神以及风气产生不同的影响：桐城从此成为理学繁盛之地，理学人才辈出，（后来郡邑方志专立理学栏目以纪），成为桐城学派的重要内容。而理学的兴盛，如前所述，必然影响社会风气尤其是士人的品节，忠义孝友的观念在不断砥励人心之际，于其后的岁月中塑造出仁人烈士、孝子节妇自在情理之中，明清之际的大动荡中，桐城涌现许许多多的令人感泣的忠孝节义人物应与之有重大关联。
第二，在热烈论学的氛围中，尤其是受方学渐等人倡扬的崇尚实学、反对腐儒空谈心性鄙薄事功的影响，儒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经世致用的精神得到苏复，桐城众多的学子士人于理学之外，重视学问，潜心于经史实学甚至实务的研修，成就了一大批有造诣有成就的名儒、学者和专家，这些人有的毕生以学问为志，皓首穷经，授徒传业，著书立说，如钱澄之父钱志立一生讲学之外，浸心治《易》；方以智的老师王宣以名儒治《易》同时好物理研究，著《风姬易溯》〈物理所〉；方以智的外公吴应宾谢却朝廷诏命，数十年研析不歇，学贯儒释天人，著述等身；府邑志载范世鉴、赵相如二人，一好史，一嗜经，世称范经赵史。邑中著名文士姚康，亦以精于史而闻于世。至于出仕者，也不以宦业而废学，叶灿著《读书堂稿》八卷，吴用先著《周易筏语》，张英则有《易经衷论》、《书经衷论》多卷，胡瓒、左光斗精于水利，而方孔炤则娴于地理军事。百年间，这类人物著述贡献，不知凡几，使桐城以“文献之邦，号天下第一”，而其中以方以智为代表的桐城方氏学派，更是代有人才和建树，在理学、哲学、自然科学、易学、文字音韵、考据、医学等多领域作出了贡献，开辟了我国思想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术苑地，而方以智本人更以近代科学先驱和时代先觉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发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第三，讲学的风行，也直接地影响了民间社会对读书受教育的重视。史料反映，仅当时的枞阳镇就有多家会馆塾堂，到处可闻朗朗书声。读书的士子愈多，则文化愈活跃。明清之际的桐城人才辈出，便是显证（时至今日，枞阳人重视教育，当应是其流风余绪）。而这其中尤需提到，此期的桐城，诗人纷现灿若群星，从一般的士子文人到名儒硕宦，能诗精诗可称诗人者比比皆是，而优秀杰出享誉文坛的诗人皆出于此期，诗歌创作臻于极盛。
要之，兴起于万历后期而风行天启崇祯间的讲学结社和倡扬实学学问，使桐城文化在百年间得到长足而广泛的大发展，并以学术的兴旺特立而趋至成熟，在思想、激情和风节的灿烂浩然中达之巅峰而树帜东南，享誉海内。当方氏学派的集大成者、博学多艺而志行高迈的方以智被世人尊为“方桐城”时，“桐城”二字，实际已成为世人心中学术文艺风节渊薮的代名词。
然而，自康熙后期开始至乾隆间，随着方苞倡导古文词，希望以古文救时文之弊，其后刘大櫆、姚鼐等相续接，桐城派渐然兴起并延续近二百年。作为一个著名的散文流派，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无疑具有一定的地位意义。但是，考察它与桐城本体文化的关系，或者说将它与学术文化史相联系，我们会看到，它把文化的焦点倡导放在写好一些辞洁气清的小文章上，是对明末清初桐城文化极积关注社会人生、重视思想学术的主流传统的背离，尤其是对以方以智为代表的追求科学与真理的实学思潮的背离。马其昶在《桐城耆旧传》中便说：“桐城自方姚后，学者多喜言文章义法。别有密之方氏父子号为淹雅，其传不盛，然方氏亦不纯于经”。他对问题是看得较准的，只是他既是桐城人，又是后期桐城派重要作家之一，只能这样含混着说说。但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就一点不含糊：“桐城方氏，在全清三百年间，代有闻人，最初贻谋之功，自然要推密之。但后来桐城学风并不循着密之的路走而循着灵皋（方苞）的路走，我说这也是很可惜的。”梁氏尚不甚了解方以智作为杰出的启蒙先行者所代表的意义，且如此惋惜，吾人今日思之，又岂能不为之扼叹：方姚之后，桐城再没有出现影响广泛深远的杰出人物和大家，没有重现往昔之文采雄风。一路下去，甚为寂寥，直到现代方才略有苏复——而那恰是密之之风的重现！
上述是昔日桐城文化形成变化之简要过程。通过它，我们可以了解桐城历史文化的大致，帮助我们正确认识桐城文化的成因以及内容特征。而流览这段历史，有一个事实令人感慨：自明代以来几百年间著名于桐城甚至海内的人物，绝大多数出自于当时的东南二乡，即今日之枞阳。其中原因，除了久远的历史沉积外，应与明清时枞阳境内世家大姓的兴起以及经济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前面说过：明中叶以后尤其是明清之际，枞阳方、左、何、吴、姚、钱、胡、阮、张等族姓——其中尤以方吴姚何为代表为典型——因为累世仕宦而显达兴旺，成为世家大族。他们不仅有较好的人才培育条件，不仅以相互间的交往通婚发生和扩大着影响，而且其嗜好趋止也影响带动整个地方之风习潮流。当时的枞阳尚文尚武人才辈出，尤其是世家代有才俊，很能说明这点，这是世族大姓文化的影响作用。此外，于枞阳文化兴盛繁荣有重大作用的还有经济地理因素¬：明代中后期，虽然各方面矛盾日趋加深，但长期的安定也带来了经济的发展，东南一带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当时的桐城，虽是山水奥处，商业不发达，但濒临大江的枞阳却因舟楫来往交通便利，经济相对活跃。特别是枞阳古镇，不仅濒临大江，更有源于大别山的枞川河由此通江，不只是皖中的水上咽喉，也是皖中腹地盐粮漕运集散地，东接南京及江、淅工商业发达，思相、民风开化之地。重要的港口商埠，百业兴旺，工商发达，这是它成为影响广泛的重要讲会场所的原因。而风樯千里的交通，使枞阳士人较早接受外来先进文化的熏染，处于开放状态，视野宽阔。像方以智、方文、钱澄之、左国柱昆仲等世家大姓子弟，年轻时便经常游历于南京和东南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增长见闻，吸取进步的思想文化营养，其后来或积极投身复社活动，或高举实学大旗倡扬科学精神，或以诗文反映社会现实、或著书立说以惠世，当与之有很大关联。
八百里皖江，历史上曾孕育出无数的英杰才人，然而明清以降至现代开端，唯桐城风骚远引，而桐之辉煌实为枞阳人所创，故可谓皖江文化在桐城，桐城文化在枞阳。（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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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高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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