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桐城方氏,在全清三百年间,代有闻人,最初贻谋之功,自然要推密之。但后来桐城学风并不循着密之的路走,而循着灵皋方苞的路走,我说这也是可惜的事。”
梁氏的惋惜心理,当然是源于自己推重方密之、鄙薄方苞的学术祈向。要之密之学风,梁氏以为,与明季之空疏武断相反,而为清代考证学开其先河。密之治学方法有特征三端,一曰尊疑,一曰尊证,一曰尊今。此论自是对密之恭维有加,然也并非一家之言。此前,四库馆臣盛赞“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即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延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可见密之崇实为学精神于清降有掘泉开原、导乎先路的功用。
而方苞的路呢,在梁启超的眼中显然是另外的轨迹。这便是程朱之路。程朱谈性命天理自有一套洗脑偷心的改造术。梁启超认为,在清初程朱之学已异变为轻易得宠庙堂的敲门砖,这与朝廷的视野及宗尚密切相关。士大夫顺势依草附木,与文化朴陋的统治者暧昧合流,既可做得阔官,又能博得卫道美名;既谬为恭谨,不得罪人,又可实际里以殖财为事。总之,挂个招牌,不消读书,口头上讲讲“格物穷理”就够了,是很轻松实惠的活。梁氏厌疾若此,干脆责伐其时程朱之盛,非但是学术界的不幸,还是程朱的不幸。作为程朱旗下“大理学家”与“大文豪”的方苞,又如何逃得梁启超的“破口”一刺。就在同一本书里,梁氏搜罗方苞的俗格例证,尽管言之凿凿,在我看来还是陷落先入为主、任意调遣素材的误区。
历史学家李则纲说过,方以智《文章薪火》推崇左国庄马为文章正宗,代表了桐城学者前崛起时代普遍旨趣,因而也可称为桐城文学的源头。但是,如果桐城不是由方苞在程朱理论指导下肇开“义法”山林,那又如何获得朝廷认同,又如何为后世接续,那清代文学史必定是另外一番景象,桐城文化篇章也自然会全盘改写了。
然而,假设仅仅是假设,历史永远是一种偶然中必然运动的宿命过程。梁启超的心底惜惜只能是美好的川上之叹——因为,时光无法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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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高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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