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桐城方氏，在全清三百年间，代有闻人，最初贻谋之功，自然要推密之。但后来桐城学风并不循着密之的路走，而循着灵皋方苞的路走，我说这也是可惜的事。”
梁氏的惋惜心理，当然是源于自己推重方密之、鄙薄方苞的学术祈向。要之密之学风，梁氏以为，与明季之空疏武断相反，而为清代考证学开其先河。密之治学方法有特征三端，一曰尊疑，一曰尊证，一曰尊今。此论自是对密之恭维有加，然也并非一家之言。此前，四库馆臣盛赞“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即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延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可见密之崇实为学精神于清降有掘泉开原、导乎先路的功用。
而方苞的路呢，在梁启超的眼中显然是另外的轨迹。这便是程朱之路。程朱谈性命天理自有一套洗脑偷心的改造术。梁启超认为，在清初程朱之学已异变为轻易得宠庙堂的敲门砖，这与朝廷的视野及宗尚密切相关。士大夫顺势依草附木，与文化朴陋的统治者暧昧合流，既可做得阔官，又能博得卫道美名；既谬为恭谨，不得罪人，又可实际里以殖财为事。总之，挂个招牌，不消读书，口头上讲讲“格物穷理”就够了，是很轻松实惠的活。梁氏厌疾若此，干脆责伐其时程朱之盛，非但是学术界的不幸，还是程朱的不幸。作为程朱旗下“大理学家”与“大文豪”的方苞，又如何逃得梁启超的“破口”一刺。就在同一本书里，梁氏搜罗方苞的俗格例证，尽管言之凿凿，在我看来还是陷落先入为主、任意调遣素材的误区。
历史学家李则纲说过，方以智《文章薪火》推崇左国庄马为文章正宗，代表了桐城学者前崛起时代普遍旨趣，因而也可称为桐城文学的源头。但是，如果桐城不是由方苞在程朱理论指导下肇开“义法”山林，那又如何获得朝廷认同，又如何为后世接续，那清代文学史必定是另外一番景象，桐城文化篇章也自然会全盘改写了。
然而，假设仅仅是假设，历史永远是一种偶然中必然运动的宿命过程。梁启超的心底惜惜只能是美好的川上之叹——因为，时光无法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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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高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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