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军 原文地址:
舒芜与美学家宗白华是表兄弟，图为少年舒芜与晚年宗白华。
没有惊动官方和媒体，11月30日凌晨5时，学者舒芜悄然下葬于故乡桐城，实现了其叶落归根的夙愿。其安葬地点位于桐城北部龙眠山南麓的吕亭镇，龙眠山是古南岳天柱余脉，以北峡关沟通江淮，桐城派中兴大家曾国藩在日记中谓关北犹有北国气息，而关南的桐城则“纯南方气象也”。自北宋大画家李龙眠以来，龙眠山南麓也是众多桐城文人、官宦归隐和埋身之地，张英、张廷玉、方东树、姚莹至当代诗人陈所巨，都归葬于此。
我与舒芜老先生有过两面之缘，第一次是98年11月，与北京《阳光》杂志主编徐迅一起拜访他，那一次聊了很多，印象最深的是他说陈独秀临终前曾告诉朋友说自己梦见了李光炯。李光炯是皖江教育界的元老、桐城派大师吴汝纶的弟子，先于陈独秀一年去世。我当时听了很惊讶，舒芜先生注重细节的历史研究方法对我有很大启发。后来我写了一篇《皖江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其中最后一段就写到了这一次谈话：
“去年11月我到北京拜访舒芜老先生时，在谈话的间隙，他沉思了片刻，突然告诉我：‘陈独秀在江津期间，去世前不久，很兴奋地告诉朋友说自己梦见了李光炯。’我当时感到有点震惊，联想到陈独秀晚年最后岁月交往的人士，如邓仲纯、胡子穆、方孝岳、王星拱、高语罕、朱蕴山、台静农，多为皖江一带知识分子，更坚信了我关于存在一个精神气质方面有着一致性的‘皖江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的看法。或许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一群体将会凸现得更加清晰。”
舒芜父亲方孝岳是著名音韵学家和文艺批评家，图为香港南国出版社出版的方孝岳学术著作《中国文学批评》。
第二次与舒芜先生见面是在99年夏天，中国文联出版社要出版一套丛书，我和作家甲乙到他家请他题写书名。到了家门口觉得空手不好，又下楼买了一点水果。那天舒芜先生很高兴，用钢笔恭恭敬敬写了“皖江走廊”四个字，写好后一再问行不行，不行就重写。这一次不像上一次那么拘束了，几乎无话不谈，舒老告诉我们一个叫许福庐的安庆文学青年正在给他写自传，许福庐也是我们的文友，文章经常在报纸上见面。晚年舒芜似乎与晚年陈独秀一样，在经历了人生的大悲大喜后，越来越愿意龟缩在故乡文人的圈子里，尤愿意与后辈交往，他临终要求归葬家乡也和陈独秀的遗愿一样，其实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中国文人的地域色彩最为鲜明，一个文人，到最后可能只会被他的故乡人民记住。
北大教授钱理群曾说桐城方氏与曲阜孔氏是儒家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两个家族，一个开先河，一个是最后的堡垒。其实，桐城方氏可以细分为桂林方、会宫方、鲁洪方，晚明启蒙思想家方以智，桐城派古文家方苞，清代名宦方观承、方维甸、方受畴，新儒家方东美都是桂林方的。舒芜这一枝属于鲁洪方，但就这一枝自晚清以来也是了不得，理学家方东树、方潜、方宗诚，桐城派末期代表人物方守敦、方守彝，新月派诗人方令孺、方玮德，命理学家方重审，音韵学家方孝岳，美学家宗白华，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夫人、《春月》的作者包柏漪、台湾作家张漱涵，古典文学专家马茂元等。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想起与舒芜先生两次见面，他总是殷殷细问故乡的每一个点滴，而过了很久，他还没有忘记我这个小老乡，他的祖父诗集出版后给我寄了一本。在我看来，生长在桐城文化世家的舒芜先生，其实是一个最本色的文人，或许也是这个年代最纯粹的文人之一。至于特殊年代热锅里的蚂蚁为了求生到处乱爬，有的没爬出来，有的爬到锅沿，有的掉到地上幸存，有的落入火里烧死，无论怎样，这都不是可怜的蚂蚁们的过错。苛求蚂蚁而不追究热锅，正是国人整体精神坠落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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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高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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