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家世治毛诗，自先大参公用诗起家，先世父太常公、季父大司马公皆受诗，以迄余之身及余之子，亦幸以诗弋获，故里中号余张氏诗有家学云。然帖括之业，率遵考亭集注，不敢偭错。每博考注、疏、笺故诸书，窃谓小序去古较近，必非无稽，不知考亭何所见，而概摈之。尝欲与同志诸子以小序为识志，旁搜赜讨，折衷先儒之说，勒成一书，归于至当，而牵制于帖括未能也。今读饮光先生诗学，而后吾志始畅然无所遗憾。先生尝贻余书云：“诗与尚书、春秋相表里，必考之‘三礼’以详其制作，征诸‘三传’以审其本末，稽之‘五雅’以核其名物，博之竹书纪年及皇王大纪，以辨其时代之异同与情事之疑信。而且列国之封域、山川之形势变迁不一，即令之兴志以考古之图经，而参以平生之所亲历，则郑谱言之不详，而图经所载亦未确也。若夫义理与文句之奥，诸儒多好以臆解，朱子置为未详，细绎经旨，本自分明，循理据实，绝无牵强，于是或发先儒之所未发，或先儒见及之而说未畅者，则极言以畅之。”太史公谓“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先生以为皆指变风、变雅也。若二南无所为好色之事，菁莪以上，无所为怨悱之言也。国风于卫宣、齐襄、陈灵之事，丑言无忌，事讳其淫。采风者因其言之丑，而录以为淫者戒，故曰不淫。小雅当幽历之世，宫闱左右，肆其指斥，不谓之乱得乎？原其，惟冀闻之者之知所畏惧，难得罪而无悔，故曰不乱。诸如此说，皆有功于先儒者不少也。盖先生自髫龀至暮年，于书无所不读，又晓畅义理，其识高，其笔健。识高则不为古人所欺，不为小儒曲说所惑；笔健则辞足以达己意，辩足以祛人疑，无骑墙模棱之见，无嗫喉吻间格格不能吐之病。近今说诗者，言人人殊。至于先生，虽专门名家，未之或先也。余反复细绎，既似先生诗学之精微博大，能见圣人删定之心于千载之下，发汉、唐、宋、元诸儒所未发，又深幸吾党宗本小序之意，不期与合，有以惬生平未毕之愿，故不揣而为之序。至先生之羽翼经传，于诸经多所发明，则海内士大夫知之已久，非余言所能悉其万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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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高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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