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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英烈之枞阳章培毅(组图)-尊龙凯时app

时间:2010-03-08 10:53:08
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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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培毅(1920~1949),男,安徽省枞阳县人,武汉大学电机系毕业,在重庆青木关等中学任教。曾参加民盟、农工党、民革,担任民盟重庆市支部委员、农工党重庆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发言人。章培毅精通数理,对国文及历史亦有研究,对马列主义了解尤深。长期从事民主党派工作,参加争民主、反内战的各种政治活动。1948年,奉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指示由香港回四川,策动各地军队起义,参与组织平民革命军。1948年,在重庆青木关被捕,被关押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渣滓洞看守所。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立场坚定,机智勇敢,坚守革命立场。1949年11月27日,在渣滓洞大屠杀中殉难,时年29岁。
    
    
离家求学走上革命之路

    1920年5月,章培毅出生于安徽省桐城县(今安徽省枞阳县)后方乡章家大屋村。桐城县地处江淮之间,历来人杰地灵,明清间人才辈出,封建时代末期产生的最大的文学流派“桐城派”发源于此。在白话运动兴起后,桐城派文人大多抱残守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攻击对象。在近现代革命运动中,桐城县也产生了一批从事新文化和投身革命的志士仁人。
    章培毅的父亲章朴夫,母亲周氏。章伯钧、章伯韬、章伯仁是章培毅的堂叔父。章伯钧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章伯韬是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抗日战争期间回国,辗转各地,由桂林流亡至重庆时,因染上肺病,1945年5月病逝,解放后,被中共中央追认为革命烈士。章伯仁,中共党员,曾留学日本、苏联,曾任远东地区苏共伯力党校校长,在30年代的肃反大清洗中,被迫害致死。
    章培毅6岁就学,幼年时聪慧勤奋好学,受桐城文化素养和传统习俗的影响,自幼研习国文和历史,1932年入桐城县初中读书。1938年春节期间,章伯钧之子章师明(曾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到堂伯父章朴夫家拜年时,章朴夫对章师明说:“日军大举侵华,南京已沦陷,报载你父(章伯钧)已至武汉与政府商谈抗日问题,你们年轻人不宜住在乡下,你和我儿子培毅同去武汉找你父亲,继续求学。”于是,章师明和章培毅一起离乡到武汉找章伯钧。当时,章伯钧有一学生名叫郑万选,是武昌湖北省第一中学校长,经章伯钧介绍,章培毅去该校读高中二年级,章师明读初中三年级。
    当时,中国正处于民族危亡时刻,1938年夏季,武汉时局紧张,1938年10月,日寇占领武汉,国民政府内迁重庆。章伯钧在去重庆之前,委托他的学生王逊甫(皖北一初级中学校长),带章培毅和章师明跟随皖北流亡至武汉的一批师生去湘西所里(现湖南省界首县),二人被分配到永绥(现湖南花垣)国立八中高中分校,章培毅读高三年级,章师明读高一年级。1939年夏,章培毅高中毕业后,与章师明同去重庆找章伯钧。
    到重庆后,章培毅考上武汉大学电机系。当时,武汉大学和许多厂矿、学校、机构一起迁到重庆,后转迁四川乐山。章培毅在武汉大学开始学习数理和机电知识,希望走科技救国的道路。他在大学读书期间,常与叔父章伯钧来往,受其革命思想影响,关心时事政治,学习革命理论,对马列主义了解尤深。他参加革命活动,投身抗日民主运动,在投身民主革命的父辈们的引领下,接受革命思想,参加民主革命,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1943年,章培毅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先后在重庆青木关等中学任教。
    章培毅有一弟章培良、一妹章培莲。1949年4月,解放大军渡江前夕,章培良、章培莲随大军南下,在江西参加革命工作。他们兄妹三人都先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民主运动的斗士

    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陪都和全国抗战的大后方,国内外政治风云变幻,围绕团结抗战、争取民主,反对内战、投降和独裁,各种政治势力在重庆展开了激烈的交锋。1941年3月,由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当时称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救国会、乡建社、职教社在重庆联合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是一个具有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同盟,各中间党派都以民主政团同盟的名义开展公开的政治活动。第三党是一个历史较久的党派,有一定的社会联系、组织基础和干部班底,对民盟的不断巩固和发展,发挥了骨干作用。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称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容许个人参加组织。在民主革命时期,民盟对于团结中间党派,争取民主,反对内战,争取抗战胜利和建立新中国,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时有许多进步人士纷纷加入民盟,一些中共党员也以民盟的身份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在这一年,章培毅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和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争取民主团结、反对独裁内战的政治活动之中。
    1945年9月,民盟重庆市支部委员会成立,章培毅与黄朋豪、周竞波、彭伯通等第三党成员参加了民盟重庆市支部的有关工作。1946年4月,成立民盟重庆市第二届支部委员会,黄朋豪、李正清、章培毅、郭思明等第三党成员当选为民盟市支部委员,章培毅担任民盟市支部秘书。章培毅还参与了解放行动委员会重庆组织的工作,他和郭仲衡先后介绍了李正清、傅濬、姜瑄、范彬文等及几位中学教员加入第三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25日,中共中央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8月28日,中共领袖毛泽东应邀来重庆与国民党谈判。10月10日,国共代表正式签署《会谈纪要》(双十协定)。1945年11月19日,重庆各党派各界代表集会成立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
    1946年1月,在重庆举行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政协五项协议。会议期间,陪都各界成立了政协会议协进会,先后在重庆江家巷合作会堂、沧白堂,邀请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报告每日政协会议情况,章培毅多次参加了政协会议协进会的活动。
    3月13日,陪都21个文化团体及文化界代表100余人在白象街西南大厦举行茶话会,欢送日本文学家、“反战同盟”领导人鹿地亘先生,章培毅、周竞波代表第三党中央刊物《中华论坛》社参加了茶话会,郭沫若、李德全、邓初民、田汉等人赞扬鹿地亘先生的致词,使章培毅深受启发和鼓舞。
    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推翻政协决议的多项议案。4月8日,中共谈判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及叶挺、邓发和黄齐生等,因飞机失事遇难。4月19日,陪都各界追悼王、秦、叶、邓、黄诸先生大会在重庆市中华路青年馆举行。章伯钧、李伯球、郭冠杰、李健生等第三党负责人参与发起追悼筹备会,郭则沉、王深林、黄朋豪、周竞波、章培毅等第三党成员参加追悼会,郭则沉、黄朋豪联名代表第三党四川干部会送题写“乘风遭物忌 革命失人师”的挽联。
    
    


    4月21日,陪都青年联谊会在迁川大厦举行大会。号召全中国青年团结起来反对内战,章培毅、彭伯通、傅濬等参加了大会。5月4日,章培毅、彭伯通、傅濬等参加了该会在韦家院坝14号周宗琼公馆(上图,今民生巷16号农工党重庆市委所在地)举行的“五四”纪念晚会,呼吁各界青年反内战、争和平。
    6月19日,重庆各界4271人联名分别致电蒋介石、毛泽东,要求和平,停止内战,以谈判方式解决一切政治问题,把休战15天变为永久停战。郭则沉、王深林、严信民、郭冠杰、黄朋豪、郭仲衡、周竞波、章培毅、彭伯通、冉庆之、李散之、周齐民、王梅园、肖长江等10余位第三党成员参加了签名活动。
    7月中旬,民盟重庆市支部接到南京民盟总部关于李公朴遇害的电报,在国府路300号召开支部委员会商议对策。参加会议的有鲜英、吴春选、赵一明、冯克熙、郭思明、敬树臣、黄朋豪、章培毅,留在重庆的史良、邓初民也出席了会议。在会议进行中,又接到闻一多遇害的消息的电报。与会人士同表悲愤,决定联合重庆各界人民团体共同发表抗议声明,在青年馆联合筹备追悼会。7月28日,重庆各界6000余人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追悼大会由郭则沉主持,会场庄严肃穆,台上横写“民主魂”几个大字,两侧的对联是“以身以命争民主 用力用血奠和平”,左右墙分别写有涂染了鲜血的大字“民主”、“和平”,两侧墙壁上摆满了各界送的挽联,第三党四川省党部送的挽联位列其中。王深林、黄朋豪、李如苍、郭仲衡、周竞波、章培毅、吴春选、唐弘仁、张明泛、肖长江、周齐民、秦一民等第三党成员参加了大会。
    9月16日,陪都各界成立陶行知追悼大会筹备会,第三党四川省党部参加团体发起人签名,郭则沉、王深林、黄朋豪、吴春选、章培毅参加发起人签名。9月22日,陪都各界2000余人在沧白堂举行陶行知先生追悼大会,第三党四川省党部送了挽联,郭则沉、王深林、黄朋豪、章培毅、周竞波、吴春选等参加了追悼大会。
    1946年底和1947年初,国共和谈陷于破裂,国民党在美国的扶助下,加紧反共的军事进攻和制造假民主的欺骗。国共以外的政治力量发生分化,有的投入国民党的怀抱,民主阵营出现“中间路线”,形势十分严峻和非常复杂。
    
    


    在政治形势日趋黑暗时,第三党与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保持密切联系,配合革命行动。1946年12月30日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58岁寿辰,《新华日报》发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贺信、贺词、贺诗。1947年1月2日,在重庆春森路举行招待会,杨杰、甘祠森、黎又霖、谢立惠、李紫翔、徐崇林、黄朋豪、税西恒、赵一明、章培毅等各界来宾60余人应邀参加。在招待会上,《新华日报》社的工友们热情地为到会来宾演唱了革命歌曲。吴玉章在祝酒中总结了1946年国内外政治、军事斗争形势的变化与发展,进一步阐明了中共今后的方针政策和对国民党的态度。整个聚会充满了热烈友好、团结合作的气氛,这次招待会成为国统区民主人士相互联系、激励斗志的一次难得的聚会。1月10日,黄朋豪、吴春选、周竞波、章培毅、郭思明等前往曾家岩50号周公馆(上图为当年的曾家岩50号),祝贺吴玉章58岁寿辰,并以第三党四川省党部的名义赠送锦旗,这面锦旗是由章培毅经手置办的。
    1月31日,郭则沉、黄朋豪、章培毅、周竞波、张明泛、肖长江等参加了民盟重庆市支部在上清寺特园举行的《民主报》周年报庆游艺晚会,章培毅参加了报庆活动的筹备工作。
    1946年12月,中国各城市爆发了大中学校学生抗议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的游行示威。1947年1月3日,重庆文化界100余人举行集会抗议美军暴行和反对中美商约,公开发布呼吁书。1月6日,重庆63所学校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15个民主团体发表联合宣言,支持广大爱国学生反美抗暴斗争。郭则沉、黄朋豪、李如苍、章培毅、张明泛、唐弘仁、王梅园、周竞波、刘亚东等第三党同志参加了游行示威、签名抗议等活动,积极参与了这些活动的动员、联络和服务工作。
    3月,在中共驻渝机构和人员撤回延安,《民主报》被封后,农工党重庆组织由半公开状态逐步转入地下。以农工党在渝领导人黄朋豪家为据点,联络各地同志,互通信息,商讨工作。农工党同志还在王永久家和冉庆之家组织星期日碰头会,章培毅、傅濬、张明泛、冉庆之、刘佛航、邹昌麟、王永久、姜士豪、周竞波等多次参加碰头会。
    6月1日晚,成渝等地同时宣布深夜戒严,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宪特,于6月2日凌晨,疯狂进行大逮捕。逮捕进步人士达200余人。章培毅也被列入逮捕名单,特务曾多次搜捕未获。
    在白色恐怖下,第三党同志按各自的环境和条件,坚持地下斗争。身份公开的负责人有遭逮捕者或被迫转移者,为发挥机动作用,亦几次更动市党部负责人选。1947年秋,农工党中央决定由郭仲衡代理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兼秘书,王梅园负责组织,章培毅负责宣传。
    周竞波(曾任第三党四川省党部委员、农工党重庆地下组织工作组组长)对这一时期的情况有一段回忆:“1946年12月的一天,郭则沉、章培毅同志一早来民盟会我,郭则沉同志说,反动派扩大内战,形势不会好的,组织没有经费,要我另找职业掩护,转入地下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章培毅也积极支持郭则沉的意见。1947年上半年,我与王德裕(王梅园)同志就去了巴县马王场双山适生职业学校教书。”
    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强令解散民盟,民盟与农工党被迫完全转入地下。章培毅、黎又霖参加了民盟渝市支部临时委员会。在“六?二”大逮捕后,重庆民盟组织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运用各种渠道,想尽各种方法进行营救。1948年5月,黄朋豪、李正清、章培毅等参加了民盟重庆市支部救济工作小组,筹集必要经费,设法营救被捕同志,安置出狱同志。
    
    
参与组建地方组织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政治中心转移,各民主党派中央亦相继离渝东下。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为了发挥原有的组织作用,同民盟既共同协作又单独活动,着手进行组织复原和建立地方组织的工作,在重庆继续开展组织活动和政治斗争。
    1946年5月8日,章伯钧等乘飞机离开重庆,在上海设立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央机关。在章伯钧等行前几日的5月初,第三党四川省党部在重庆白象街通惠轮船公司正式成立,章伯钧、严信民、郭则沉、王深林、罗任一、黄朋豪、李如苍、章培毅、唐万延、周竞波、张明泛等40余人出席了成立大会。章伯钧主持成立大会,他谈了当时的形势和成立省党部的意义后,宣布由黄朋豪、李如苍、周竞波、彭伯通、黄守谦、刘佛航、邹昌麟、周海寰、王永久等9人组成四川省党部,郭则沉作为中央驻渝代表,罗任一协助四川工作。章伯钧代表中央发表讲话:“中央离开重庆后,四川组织工作就由省党部负责了,中央要求省党部积极发展组织,加强组织力量,继续为争取和平民主而努力奋斗。”会后,全体与会成员一同聚餐,摆了五席,这是当时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在重庆的一次空前盛会。次日,在通惠公司召开第三党四川省党部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分工问题和发展组织问题,推选黄朋豪为主任委员。
    1946年5月,第三党在半山新村3号举行青年工作委员会成立会议,在渝的中央领导郭则沉、罗任一、王深林等出席会议,青年工作委员会由郭仲衡、吴春选、张明泛、章培毅、周竞波等组成,郭则沉在讲话中阐明了中央决定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宗旨和意义:“现在革命形势很好,但斗争很艰巨,我们要加强发展组织工作,增强组织力量,进一步开展革命斗争,促进民主运动的发展,要团结青年,参加组织,才能增强组织活力。”会议通过了《青年工作委员会章程》,其宗旨是:“联系青年,促进团结,互学互励,积极参加民主运动,为争取和平民主而努力奋斗!”会后聚餐时,曾任邓演达秘书的庄明远向与会人士回忆了第三党创始人邓演达先生革命事迹:“在我一生中所认识的人,只有叶希夷(叶挺)和邓演达先生是我最敬佩的人。邓演达先生才华出众,文武兼备,在艰巨的革命斗争中,始终表现出无私无畏、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大家的心中。”领导同志的一番亲切话语,使章培毅等这些解放行动委员会的青年人受到了极大的启发,更加鼓舞了他们的革命斗志。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与民盟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即由盟内构成分子变为盟外合作友党。为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第三党必须调整和加强组织,以独立的姿态,为完成肩负的历史任务而奋斗。1947年2月3日,解放行动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决定正式改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会议决定以一干会议《政治主张》为基本纲领,政治路线是“同共产党密切合作,参加和支持民盟”,基本方针是“为和平民主而斗争”。
    四干会议以后,农工党陆续在上海、北京、江西、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江苏、南京、四川、重庆、汉口、广西、湖南、山东、台湾、港九等省市和地区整顿和建立地方组织。
    1947年3月,在农工党中央执行委员郭则沉的指导下,农工党重庆市党部正式成立,执行委员会由王善继、郭仲衡、章培毅、李正清、王希哲、王梅园、高庄、张明泛、唐弘仁等9人组成。主任委员王善继,秘书处主任郭仲衡,组织委员会主任王希哲,宣传委员会主任李正清,章培毅担任了重庆市党部发言人。1948年3月12日,由章培毅执笔起草,向农工党中央党部报告了重庆市党部的有关情况:
    
    
中国农工民主党重庆市党部工作报告

    陈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党部:
    重庆市党部,于民国三十六年三月正式成立。一年来,重庆政治形势日趋黑暗,公开负责同志,有遭逮捕者,有被迫而转移地区者,党的组织,由半公开姿态而全部转入地下,市党部负责人选,为发挥机动作用,亦几次更动,兹将最近重庆组织情形,分项报告于后:
    一、重庆市党部
    甲、执行委员会由王善继、郭仲衡、章培毅、李正清、王希哲、王梅园、高庄、张明泛、(现在国民党狱中)唐弘仁、(现在国民党狱中)九人组成。
    乙、工作分配。主任委员王善继(离渝期间由郭仲衡代理),重庆发言人章培毅,秘书处主任郭仲衡,组织委员会主任王希哲、副主任王梅园,宣传委员会主任李正清、副主任高庄;城区负责人傅濬,南岸区负责人王心怀,北碚区负责人高庄,沙磁区负责人秦曦。
    二、组织概况
    甲、党员人数及成份
    人数――三百余人(党员名册以后设法带来);
    成份――中学教员40%、小中教员25%、工商界15%、工人5%、大学学生15%。
    乙、党员分布地区
    市中心区30%、市郊57%、四川省东北各县10%、四川西部3%。
    丙、工作路线――组织干部,以中小学教师为基础,市区渗入工厂,与工人群众结合,东北各县通过地方关系,与农民群众结合。
    三、宣传概况
    出版油印刊物一种,订名「突击」,内容分新闻报道、时局评论、及工作方法,每期发行五百份,以学生及工人为对象。
    四、今后工作计划
    甲、开展组织――目前工作干部,多集中市区,准备最近期内,大批分发四川各县农村,组织农民武装。
    乙、开办中学一所
    丙、加强「突击」内容,扩大「突击」发行网。
    五、经费预算
    甲、职业工作同志五人生活费,每月壹仟伍佰万元
    乙、「突击」经费,每月伍佰万元
    丙、学校开办费,贰亿伍仟万元(由地方筹集壹亿叁仟万元)
    六、对中央的要求
    甲、开办学校由中央一次拨助壹亿贰仟万元(四月底以前)。
    乙、由中央按月拨发经常费贰仟万元。
    七、向中央建议
    甲、澈底清理党的组织,必须做到每个党员都要发挥高度的革命行动。
    乙、完成完整的农工平民阶级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作党内学习张本,及对外宣传根据。
    丙、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尤其时局发展的动向及行动方针,中央对地方应经常有指示。
    丁、从中央到地方,要能与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取得密切联系,配合革命行动。
    八、重庆民主团体概况
    政协以后,重庆民主团体数在二十以上,经过几次反动势力的摧残,现在能有组织存在的,除本党外,有民主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及中华民主青年社(即胡克林组织),兹将各团体概况分述于后:
    甲、民主同盟――人数约在七十人左右,大部份为本党党员及胡克林团体,其他民联、村治派亦有少数。在公开活动时期,民盟为一政治号召团体,目前高压下,在重庆难起作用。
    乙、三民主主义同志联合会――人数五十至八十,成份以教育界占多数,工商界及军人亦有少数。
    丙、民主建国会――人数三十至五十,成份多为工商界。
    丁、中华民主青年社会――纯为一地方性团体,人数一百左右,成份以工商界占多数,教育界次之。属于该团体之事业,有华康银行、怡益银号及适存商业学校,经济力量颇为雄厚。
    戊、重庆地下刊物,除「突击」外,尚有共产党员所办之「挺进」,民盟盟员所办之「反攻」。
    党与各团体的关系――我们对民盟一贯取支持态度,至今未改。对其他各团体,亦密切合作,务求在革命任务上,各尽所长,以发挥最大作用。
    
    
重庆市党部
    三十七年三月十二日

    
    
赴香港汇报请示工作 传达中央扩大会议精神

    1947年10月,农工党中央机关迁至香港,民盟总部被强令解散。1948年1月,民盟中央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声明不承认总部解散,宣布将继续一切活动。9月初,农工党中央也在香港举行了中央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确定了斗争的策略方针。提出今后的具体任务,是彻底打败美帝扶日援蒋的侵略政策,加速反动统治的崩溃。《决议》还批判了“自由主义者”标榜的所谓“中间路线”。强调:“我们与中共不仅是今天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战友,而且是建设新中国的长期合作者。”《决议》还提出:“本党应加紧团结南京统治区的农工平民大众与解放军并肩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应放手发动人民参加武装,组织武装。”
    按照扩大会议的决议,农工党为了有效地配合人民解放战争,决定开展在中共领导下的新的军事运动,主要是利用同国民党军队的历史关系,协助中共组织武装斗争、策反蒋军起义、破坏蒋军作战、搜集军事情报等。
    1948年9月,章培毅、李正清等先后赴香港,章培毅、唐万延代表重庆组织参加农工党中央执监委联席扩大会议。李正清通过周新民、连贯向中共南方局汇报重庆民主党派的情况。章培毅、李正清与章伯钧、彭泽民等中央领导人取得联系,汇报重庆组织工作,请示今后的工作。
    这一时期章伯钧住在香港西华路中医师彭泽民先生家中,彭泽民当时担任农工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彭泽民是南洋著名华侨和爱国民主人士,大革命之际,他卖掉大橡胶园,投身北伐,曾出任时武汉政府海外部部长。大革命失败后,改学中医。在香港以医为业,以自己的资产帮助第三党和民盟。
    章培毅、李正清到香港后,彭泽民热情接待了他们。当时彭泽民在香港以中医职业为掩护,主持农工党中央工作。他已年过古稀,家门口挂着“国医彭泽民”的牌子,他医术高超,在香港享有盛誉,被称为“一代神医”。章培毅、李正清当时都是近30岁的青年人,但彭泽民在他们面前没有一点架子,十分平易近人。他详细询问了农工党在重庆的活动情况,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鼓励,并向他们分析了全国的革命形势,认为国民党政权已到了途穷末日,作为民主党派要和中共一起,为建立新中国而努力奋斗。彭泽民鼓励他们多学习革命理论,广泛联系革命知识分子,发展农工党组织,壮大进步力量。
    章培毅在香港期间,还与李济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建立了联系,商谈了共同开展军事运动的计划。9月,章培毅返渝后,奉李济深先生之命,筹划组织“平民革命军”,策动各地军队起义工作,由民革西南总部负责人杨杰出任司令,郭则沉为政治委员,章培毅为副政治委员。
    章培毅及时地向农工党重庆组织传达中央扩大会议精神,传达中央领导同志对重庆工作的指示。当时农工党重庆地下组织制定了开展策反工作、策应解放军、缩短解放进程的工作计划。后来在这个计划的指导下,协助中共重庆地下党开展了策反国民党军政人员、搜集军事情报、迎接解放等工作,还策动了广安、永川等地的起义活动。
    
    
烈火中的凤凰

    章培毅的活动情况一直被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所密切注意,据重庆档案馆收藏的民国三十七年九月十六日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发82号文记载:“查前民盟渝市支部执委、中国农工民主党渝市负责人章培毅前经本处一再侦捕未获。嗣自该奸离渝后,即潜往香港乃兄(伯)章伯钧处…。近又潜行来住寓北碚附近,并曾至北碚勉仁中学梁漱溟处,数度谈话…。”
    打入农工党市党部内部的“红旗特务”高庄不断地提供了有关章培毅的情报。高庄混入农工党后,担任了重庆市党部执行委员、宣传委员会副主任和北碚区负责人。据1953年原国民党特务头子徐远举、周养浩、黄逸公、沈醉、陈兰荪、邓培新在战犯管理所提供的交待材料记录:“章培毅,农工民主党重庆负责人兼民盟重庆市委委员,1947年‘6.2’事件后,转入地下活动,军、中统特务曾多方搜捕未获。1948年8~9月间,伪重庆行辕第二处处长徐匪远举据该处特务高庄密报,章培毅化名张××在青木关某中学任事务员,徐匪当即派特务陪同高匪前往将章逮捕,由徐亲自审讯,迫章交代农工民主党名单以便扩大搜捕,未得结果。延至‘11.27 ’被害于渣滓洞。”
    
    


    1948年11月,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侦防处处长、国防部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获知章培毅的行踪后,立即派出几路特务前往青木关搜捕章培毅,在特务们的包围下,章培毅不幸在青木关车站被捕。他入狱后,被关押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渣滓洞看守所平一室(上图),由徐远举亲自审讯,逼迫其交代农工民主党名单以扩大搜捕,但章培毅坚守革命立场,仅承认农工党的概数,始终未交出一个人。
    1949年3月30日,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民盟和社会各界人士多方交涉营救民盟被捕人士,国民党当局同意释放18名盟员出狱,在交涉名单中有章培毅,但当局坚持不同意放他出狱。
    
    


    
    章培毅在渣滓洞所住的平一室还先后关押过蔡梦慰、陈诗伯、张现华、程仿尧、汪进仪、黎功顺、古承铄、刁侠平、胡其恩等10余位革命志士。男牢一至四室是设立的“优待室”(上图为优待室内景),所谓“优待”,也就是比别的牢房放风的时间长一点而已,目的在于分化革命者。但是,被关在这里的难友不为所动,利用这有利的条件展开对敌斗争。关押在优待室的胡春浦、何雪松等建立了“小卖部”,为改善难友生活开展斗争。“黑牢诗人”蔡梦慰在这里写下了反映监狱黑暗和革命者坚强意志的《黑牢诗篇》。章培毅在狱中坚持修养学习,积极鼓励大家学习革命理论,为难友提供学习方法,并交流对敌斗争策略。他还同情和关心难友们,为大家的生活提供很多帮助。
    1949年11月27日深夜,国民党反动派在逃离重庆前夕,对囚禁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渣滓洞、白公馆等地的300多位革命志士进行疯狂的大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11.27”大血案。在渣滓洞看守所执行大屠杀命令的特务们,将楼上各牢房的全体难友集中到楼下牢房,然后关上牢门开枪射击,章培毅也倒在了这场大屠杀的血泊之中,他牺牲时年仅29岁。特务为销灭罪证,放火焚烧了渣滓洞监狱,熊熊的烈焰映红了歌乐山。在即将迎来共和国曙光的时候,章培毅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献出了宝贵的年青生命,在烈火中完成了生命旅程的崇高升华,五星红旗上也有中国农工民主党优秀党员血染的丰采!
稿件来源:
编辑: 高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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