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又读鲁迅:“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
自然而然地,联想起缺德有才的戏曲家阮大铖。禁不住哼哈一笑!
(以下东一段、西一段的,分别抄录有关文章,恕未能一一指明出处;就算作夜读摘记可也。只在网上抄示传阅,供网友们留作茶余饭后的谈资话把。反正没有借它去卖钱就是了。)
阮大铖,生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死于顺治三年(1646年)。他半辈子痛恨东林、复社,但早年却被认为是东林复社的门生。阮大铖三十岁考中进士,被认为是个“早慧复早贵”的青年才俊。然而这个才俊却在青年时期悄然投靠阉党,还做了魏忠贤的干儿子,充当了笔杆子和幕后摇鹅毛扇的小配角。
世上并无天生的混蛋也没有天生的圣贤,“君子”和“小人”都是后天形成的,是人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地选择和演变的结果。只是人在有限的一生中,决定性的选择即所谓人生的“关口”次数很少、机会不多。
纵观阮大铖一生的官宦生涯,先后累计在一起,也只有大约二年左右的时间。
因一时之贪欲,而留百代之骂名。当为不择手段,钻营鬻官者戒。
然而阮大铖其人虽然人品极差,却还着实有文采。而且结交广泛,在放意归田的一段时间里,如史可法、文震孟、张岱、范景文等一批名士,皆曾是大铖游宴倡和的朋友。
阮大铖不但在诗文写作上文采斐然,且于戏曲上,也显示出过人之处,如《燕子笺》、《春灯谜》等。不过利用戏剧来进行政治宣传,也是阮大铖的一种创造。如大铖在戏曲《双金榜》中以戏中人,分别影射东林、东厂和自己。为自己进行“无罪辩解”,再三含泪倾诉自己的“清白”。阮大铖的另一本传奇《牟尼合》里面,有《伶詷》一折,在传世的刻本之中,甚至分别写成两种不同的字句。当是大铖为取媚于权贵,所玩出的新奇花样。
阮大铖深知东林人士的强处和弱点:他们遇事先讲理,若是和他们辩论肯定辩不过;而且他们不怕贬官不怕死。但东林人士不讲策略而且不肯受辱,阮大铖于是便想方设法无中生有地侮辱他们。
对阮大铖的评说,野史笔记通常认为,此人在人品上虽然是个坏蛋,但在文学上却是大有才华的。这就把“小人”和“才子”看作是两不相干的了。其实阮大铖并不是以戏曲家头衔立身处世,而是以宾客身份与世周旋的人物。他搞戏曲有其政治目的,搞政治投机和谋略权术也颇有出人意料的才华,能在作恶中显出与众不同的能耐,因此往往坏得“出奇”。
谣言可以杀人,“不说谎话办不成大事”,三百多年前的阮大铖早已谙熟此道。其实造谣也是撒谎,所不同的是造谣用以攻击对手,而撒谎则用以粉刷自己。
只是咱们对“坏人”习惯于唾弃、不屑一顾,即所谓“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殊不知此人之所以坏而能够坏,都是有条件的,其中折射出来的人性、时代、社会等问题,并不会比“好人”身上折射出来的少、浅、弱。
所谓“小人多才”,指的无非是“小人”善于利用时势,利用社会条件,利用制度的缺陷等等,钻一切可钻的空子,以满足私欲而不顾其他一切,并不是说“小人”都会写美妙的文章戏曲。
幕后策动、不落痕迹、叫人们感觉到却不易抓着证据,这一套功夫正是天启年间阮大铖的行为特征。阮大铖这样做是为了预防东林复社秋后算账,因为他有足够的聪明看出这个乌七八糟的阉党全凭利害关系结合,一旦形势有变或者利益分歧,早晚必垮无疑。所以阮大铖在阉党中从不显山露水,从不做出头椽子,行事低调,八面玲珑。
沽名钓誉者面临一个重要难题,就是如何找到一个好东家。这不是想找就能找得着的,还需要因缘、机遇等许多外在因素。阮大铖年轻时,拜了魏忠贤干爹,虽说也风光了一阵,但阉党逆贼的帽子扣在头上,如泰山压顶。
阮大铖的朋友张岱曾说:“阮园海大有才华,恨居心勿静,其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诋毁东林,辩宥魏党,为士君子所唾弃,故其传奇不之著焉。”他认为阮大铖的病根是“居心勿静”,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不安分、有野心,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
这位才子是多么善于放下身段、无微不至地巴结讨好权贵、并同时表现自己!
自古小人有才者亦多矣,如唐朝诗人沈佺期、宋之问,宋朝有孙觌、方回,蔡京,明朝有严嵩、赵方华等。而每逢社会发生疾遽变革时代,尤其多见如此人品虽差,但是文采斐然的“精英”或“大师”。此类人物过去有之,只是不知未来还会有怎样的变故。在每个人短暂的一生之中,总是会在历史长河留下自己踪迹。
综观阮大铖的一生,就因为利欲熏心之故,而辜负了大好的文采。
鲁迅先生指出: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 今人读之,当以史为鉴也。
作者:陈明远
稿件来源: 本站转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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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双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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