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随后，广大城镇中学生告别城市，奔赴农村和边疆，开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这次大迁徙，至1979年全国城镇知青下乡总数达1776万人(其中插队知青1280万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
当年18岁的我，投身这洪流中。
让时光倒流到1976年初春，对于枞阳中学应届初高中毕业生来说，是极不平凡的，也是别无选择的，除极少数学生按政策留城，仅我所在高中毕业班就有400多人分赴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年的3月3日，让我铭记。清晨，下枞阳小轮码头人山人海，我身背着棉被包，被人流簇拥着，200多名前往沿江方向的知青在一片锣鼓声中登上轮船，岸上是惜别的手臂，船舷上伫立着心潮澎湃的热血青年。
约莫两个多时辰，轮船抵达老洲港，我们一行50多名知青下了船。按照既定的分配去向，我和枞阳籍胡博强、安庆籍王华云、李国强四个知青，由老洲公社王套大队周书记带着我们陡步10多里来到了王套大队。在大队部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每人发一顶草帽，草帽边沿上印着红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是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话，也是揣在我们心头的豪言壮语。
我和胡博强分在一个生产队，住在队屋里，一扇木窗正对着队里的稻床，小屋仅能放两张单人床，床是用砖头码的床架、床板是木棍加玉米杆，屋檐下，左边放着锄头锹等农具，右边搁着一只黄泥缸灶，锅灶旁摆着锅铲碗筷，队里划三分地给我俩种菜。从此这小村便多了一缕炊烟。
第一次出工，是磕牛粪，稻床上铺满牛粪疙瘩，队长说，你俩拿锄头把这疙瘩磕碎晒干，然后再挑到田里去。出工一天6分工，我不懂6分工的概念，队长说，年底看年成好坏才知道工分值呢。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锻炼……
我们在田里劳作，未曾负重的身肢承负着农活的艰辛，耕地、浇水、播种、除草、施肥、打药，收割。割麦子农活很累人。老农说：麦黄一日，得抢时间收割，不然就炸裂落粒。早晨四五点钟就起床，我们就顶着星星出工。中午，我们饭还没烧好，队长就喊动工了，扒几口半生不熟的饭，就下地。从早到晚割麦挑麦，直到日落星稀，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小屋。春去秋来，样样农活我们都干，除此，我们还在窑厂挑泥打砖坯、江边芦苇洲里打柴、江滩上支个小棚看腊菜……肩磨破了，手起茧了、皮肤黑黝了，尽管生活艰苦、农活繁重，我坚信这就是再教育，这就是摒弃“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红心”就得这么炼。
秋天，我站在田埂上，望着田畴五颜六色：白的棉花，黄的谷子，绿的玉米，红的高粱，想到这庄稼也凝有我的滴滴汗水，心里充满着感动和慰藉，同时感慨着“一粥一饭来之不易，一丝一缕物力维艰”。乡亲们对知青怀有怜惜之情，他们待我们这些“城里伢”如亲人，接纳着我们、宽容着我们，我们时常倍受着乡亲朴实厚道的关照，他们让我们懂得了许多农事、教会了我们许多农活，大伯大妈时常送些菜给我们吃，时常不让我们做很重的农活。次年，大队将上级分配给我们知青的木材计划买回来，择一块地，建起一幢知青公房。我们8名(当年又来了4个知青)知青住在一起。为解决我们的生活问题，大队派一老农替我们做饭种菜，从此结束了自炊时的饱一顿、饿一餐的状况。
生活是艰辛的，然而心灵远比生活更加负重，知青们的心境是相似的：夜晚油灯的摇曳下，知青们困惑着迷茫着，承载着对前途和命运的焦虑与渴望、理想与现实碰撞的唉叹！在那强烈的政治环境下，“扎根农村干一辈革命”似乎就是口号，知青们大都在徘徊中等待着命运的转机。
1979年，我们8个知青终于在对前途的期望与焦虑中，先后通过高考、招工、参军，离开了农村，结束了知青岁月。
据后来得知，粉碎“四人帮”之后，1978年10月31到12月1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经验和教训，12月12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两个文件，提出对城市中学生的安排，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面向的原则。1981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劳动部门统一管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解决上山下乡运动的遗留问题。至时，全国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基本结束。
知青，共和国特殊年代有着特殊机遇的特殊一群，他们的青春开放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他们的命运随国家的命运而沉浮。可以肯定的说，面对苦难，承受苦难，逆难而行，获得新生，这是知青一代不可磨灭的精神，这种精神，也正是我们的民族崛起所不可或缺的。
今天，品读共和国历史上这沉重得难以翻过的一页，咀嚼灵魂深处这一段久久不能释怀的生命历程，我无意评价上山下乡功过是非，然而，知青岁月，永远是我生命中一段难以忘怀的时光，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将伴随我一生。但愿岁月不要淹没这段影响了一代人的历史。唐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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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双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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