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同岩·传家此析薪-尊龙凯时app

浮山雪浪岩与海岛岩之间有一岩，原名“止泓岩”，“止泓”二字刻在内壁上。岩内有清泉，沐之精神爽适；又有石钟，击之有声。明代大理寺左少卿方大镇，晚年辞官隐归浮山，自号“野同翁”，在止泓岩外壁上题名为“野同岩”。

“野同”即“同人于野”的缩写，语于《易经•同人》的卦辞。“同人”，即和同与人；“野”，郊外，山野。“同人于野”即走出家门、深入山野与大家一起劳动、生活，“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 《尚书•周书•无逸》），在劳动时知道粮食得来的不容易，并能体察百姓之疾苦。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自春秋战国以来，易学作为儒家学说的经典和一项重要学习内容，一直被历代文人所推崇与热衷，文人墨客似乎都有喜易研易的情趣。其中有一个在易学上薪火相传，绵延相续，而且影响深远的特殊个例，它就是枞阳浮山的方氏学派。他们分别是方大镇及其父亲方学渐、儿子方孔炤、孙子方以智等方氏家族，还包括方以智的外祖父吴应宾，方以智的业师白瑜、王宣等。他们在易学上的著作分别是：方学渐著《易蠡》，方大镇著《易意》和《野同录》，吴应宾著《学易斋集》，王宣著《风姬易溯》和《孔易衍》，方孔炤及其子方以智集家学大成，著《周易时论合编》。

方大镇（1560～1629）字君静，号鲁岳，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授大名府推官，上任后平反冤案，救活130多人。他论“学”以“性善”为主旨，论“治”必基于人君的德行，学问精湛，秉承父荫，对易学又特有专攻，而且善于学以致用。

天启四年，明朝廷中东林人士与阉党之争达到了白热化，最终阉党获胜，捏造出一份东林党人名单，山雨欲来风满楼。方大镇的父亲方学渐一生致力于著书讲学，也曾在无锡的东林书院讲学交流。方大镇继其衣钵，与东林学派同气相求。天启二年，他与一批同时启用的朝臣在京城倡设创建了首善书院，成为一处清流议政之地，与东林南北呼应。一群心怀家国天下的学者官员们，退朝之后便云集书院，讲学论道，兼议时政，在此主坛讲习的方大镇以卓越的学问与品格被同道们所推重。然而随着东林学派的失势，朝廷下令在全国毁书院、禁止私下讲学，也将创设仅仅两年的首善书院捣毁。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箝口行动，让方大镇预感到一丝血腥。这位研《易》多年的哲人，为自己卜了一卦，筮得“同人于野”，于是辞官不做，从四川返回家乡，隐居于枞阳浮山。天启五年，果然随着“六君子”的被害，一场针对东林党人的迫害全面展开。如果不是这一明智的抉择，在接下来的政治清洗中，方大镇则有难以想象的命运。

在我国历史上，视功名如敝屣而逃遁于山林河泽的隐者逸士犹如灿烂星河、不计其数，他们以老庄为核心的道家的“无为”，佛教禅家的“放舍身心，令其自在”，以及儒家的“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道不同，不相与谋”，“道不同，乘桴浮于海”，“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等观点，作为隐逸退藏的思想基础，当官场黑暗、社会动荡或者仕途不畅时，便心怀不满，愤恨，甚至是绝望或者说是麻木不仁，从而由直面社会转向纵情山水、遁迹园林。

方大镇出于自身远祸避灾的考虑，归隐于浮山。他自题“同野岩”，在丹丘、墨历岩的西麓建造“在陆居”，全称“在陆山庄”，改号“野同翁”，并将“在陆居”中堂题为“此藏轩”。他遁迹于林泉壶天，潜心著述讲学，一如杭州西湖以“梅妻鹤子”著称的宋朝的隐逸诗人林逋先生。

到了晚年，方大镇又在小龙山(今安庆市郊区)建“白鹿山庄”以隐居，并建“荷薪馆”于明善祠旁。“荷薪”，典出《左传·昭公七年》：“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指父亲砍柴，儿子挑起砍倒得柴薪，引申的意思是继承父辈的事业，又表示隐居不仕，愿以樵斧为生。“太古当高咏，传家此析薪。”在《题野同岩》一诗中方大镇就表明了他的心迹志向。

由浮山清水塘逆九曲涧而上，可至狮子山麓，密林之下，杂草丛生，不见墓碑，空余坟冢，是吴太史墓地。吴太史与方大镇为儿女亲家，即方以智的外祖父吴应宾。

吴应宾二十岁考中进士，授翰林林院编修，后以目疾告归，潜心学问；天启中，以理学召其入京，不赴；后加其左春坊之职，门人私谥为宗一先生。我数度游浮山，在太史墓石旁静坐，偶或见有香灰纸烬，拿不准是游者，是其后人，还是寺僧。我常常能进入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妙境，不觉想入非，思接千古。太史晚年皈依佛教，自号“观我居士”“三一老人”，法号广錀。略览太史一生，算其归隐之年，不过三十岁罢了。人至三十，如日中天。太史怎能因“眼疾”归乡，竟至于再召不赴，隐身于佛，直至终老？我觉得那“眼疾”二字当别有意味，若得其《宗一圣论》《学易斋集》一览，可探太史“告归”之心。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东林党祸之时，也是首善书院学人的方孔炤也被牵连夺职，返回家乡。崇祯十一年，方孔炤重回朝廷，任职湖广巡抚，在与张献忠部的作战中，屡屡取得战绩。但明朝气数已尽，靠几个忠臣能臣是不能挽江山于既倒的，方孔炤因战败被逮下狱，几乎论死。后因方以智考取进士，天天跪在午门外，手捧血书为父亲喊冤，终于感动了崇祯皇帝，才得以免死。再后来，朝廷用人，又欲让方孔炤督军山东，然而还未成行，李自成的农民军已经攻进京师，坐了龙廷。明朝彻底灭亡了，方孔炤也彻底归隐于白鹿山庄，流连于枞川与浮山之间。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在明末清初这个历史朝代大转变时期，方以智也饱尝艰辛，个人命运波折起伏。崇祯十三年（1640年），方以智中进士，任翰林院检讨。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方以智在崇祯灵前痛哭，被农民军俘获，后设法逃脱，辗转奔回南京。因仇敌阮大铖把持南明弘光朝政，他受到迫害，化装逃离南京，流落在岭南、两广一带，以卖药为生。当清兵大举南下时，他曾联络东南抗清力量抵抗。1650年，清兵攻陷广西平乐，方以智被捕，他坚贞不屈，清将为其正义所动，听任其出家。获释后，他即易服为僧，改名弘智，字无可，别号大智、药地、浮山、愚者大师等，先后在金陵栖霞山天界寺挂锡修行，在江西青原山净居寺和家乡浮山大华严寺住持。

《药地炮庄》中记载著一段方以智的心独白：“达士至性，烁破今古；平寔澹泊，退处旁观。”陈鸣皋谈到弘法青原时的方以智乃是“素位而逝，同人于野”。身如槁木，心如死灰，哀莫大于心死，幸亏有诗文、学术与禅佛接纳了他，更有浮山与各处的一片大好山水!

野同岩洞口石壁上有一块长约两尺、宽约一尺的石刻，镌有“行窝”两个正楷大字，旁有“方潜夫氏命子智书”的款识，方潜夫氏就是方孔炤，是方孔炤嘱咐方以智题写的“行窝”。如果说“野同岩”的题刻，表明了方大镇茫然于时局，隐居浮山，并与山乡野老为邻同乐的愿望，那么“行窝”二字则反映了方孔炤与方以智父子自适自得、乐居退藏的心态，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安居浮山、钟爱浮山的拳拳之情。“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李白）浮山者，方氏之“行窝”也。人生，得一行窝足矣。

方氏易学中的“同人”意谓讲求与人相处之道，无我从人，而“于野”则意指布衣行道，在人世间寻找一块可以择地自处的安身之所。因“同人于野”对后人的巨大影响，尤其在方氏学派的许多人员身上不难看出这一思想的烙印。在陆山庄的“此藏轩”被方家几代人承继，即可顾名思义。方大镇迁于安庆近郊的白鹿山隐居之后，将自己建造的在陆山庄授予其子方孔炤，方孔炤又授予了方以智，说：“此藏轩者，圆神力智，易贡几先，以此洗心退藏于密也，汝其受之。”（方以智《浮渡山报亲庵说》）此如《易经》所说：“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

时代已经清明，今人已经无需像古人那样寻求一处山林岩壑来远祸避灾、化悲与解脱，但是在山水自然中寄寓情感，将生命与自然相融合，孜孜不倦地行于通往天人合一之路，是人类永远共有的自然情结，而不是退藏隐逸。不信你也来到浮山海岛雪浪的“野同岩”前走走，看看每一个游客灿烂的笑脸、喜悦的眼神，就能会意几分！下午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