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新旧文化递嬗，批评桐城派的人非常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钱钟书父亲钱基博说：“桐城之说既盛，而学者渐流为庸肤，但习为控抑纵送之貌而亡其实；又或弱而不能振。”（《现代中国文学史》）
经学大师廖平批评桐城派浅薄，他说：“至桐城派古文，天分低者可学之。桐城派文但主修饰，无真学力，故学之者无不薄；其欲求乱头粗服之天姿国色，于桐城派文，不可得也。”
国学大师李详批评世人盲目追随桐城派，他说：“本朝自望溪以古文自命，惜抱拥护于后，曾文正演程鱼门言，比于禅林宗派。后生小子粗有见地，一若文非桐城，即为叛道；比于汉人，且有甘背师法以求禄利。于是天下靡然向风，相逐于不悦学之一途，而摹其章法起讫，以为古文在是。沧海横流，其谁主之？”（《江都王翰棻论文书》）
梁启超从社会功用性上批评桐城派：“‘桐城’亦缘以增重，至今犹有狭之以媚权贵欺流俗者。”“此派者，以文而论，因袭矫揉，无所取材；以学而论，则奖空疏，阏创获，无益于社会。且在清代学界，始终未尝占重要地位，今后亦断不复能自存，置之不论焉可而。”（《清代学术概论》）
1917年，蔡元培荐举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老乡程演生写信祝贺：“……西方实写之潮流，可输灌以入矣。其沉溺于陈旧腐浅古典文学及桐城派者，其亦闻而兴起乎？万望鼓勇而前，勿为俗见所阻……”陈独秀随即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将前后七子和归有光、方苞、刘大、姚鼐等人视为“十八妖魔”。盖此时几千年封建文化差不多沉底为“桐城派”，革古文的命，无可回避地要在老乡头上动刀。钱玄同在致陈独秀的一封信中，对桐城派的批评，用了污辱性的词语，他说：“而彼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方欲以不通的典故，肉麻之句调，戕贼吾青年。”
“选学妖孽”指的是黄侃和刘师培等北大教授，他们都以研究音韵、说文、训诂作为治学根基，讲究综博考据，打通经史，文章则力推六朝，被称为“文选派”。他们为了占有学术地位，批评桐城派古文家浅陋寡学，“借文以载道之说，假义理为文章”。可是，他们自己也同样遭受了高举新文化运动旗帜的“新青年”们的攻伐。
傅斯年将桐城派批评得一无是处：“桐城家者，最不足观，循其义法，无适而可。言理则但见其庸讷而不畅微旨也，达情则但见其陈死而不移人情也，纪事则故意颠倒天然之次叙以为波澜，匿其实相，造作虚辞，曰不如是不足以动人也。故析理之文，桐城家不能为，则饰之曰，文学家固有异夫理学也；疏证之文，桐城家不能为，则饰之曰，文章家固有异夫朴学也；抒感之文，桐城家不能为，则饰之曰，古文家固有异夫骈体也。举文学范围内事，皆不能为，而忝颜曰文学家。其所谓文学之价值，可想而知。故学人一经办香桐城，富于思想者，思力不可见；博于学问者，学问无由彰；长于情感者，情感无所用；精于条理者，条理不能常。由桐城家之言，则奇思不可为训，学问反足为累。不崇思力，而性灵终归泯灭。不尚学问，而智识日益空疏。托辞曰‘庸言之谨’，实则戕贼性灵以为文章耳。”(《文学革新申义》)
胡适是新文化的积极倡导者与实践者，他对桐城派的批评略有些理性，例如他在1922年所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一方面认为桐城派的中兴是临死者的“回光返照”，一方面又认为“桐城派的影响，使古文做通顺了，为后来二三十年勉强应用的预备，这一点功劳是不可埋没的”。胡适曾在上世纪30年代对学生魏际昌说：“桐城派出在我们安徽，过去叫它作谬种、妖孽，是不是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呢？希望能够研究一下。”（《桐城古文学派小史》）
周作人的批评也伴随着反思，他说：“我们对他们的思想所谓‘义法’，却始终是不能赞成的，而他们的文章统系也终和八股文最相近。”“不管他们的主张如何，他们所作出的东西，也仍是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并且，越是按他们的主张作出的，越是作得不好。《方姚文》中所选的一些，是他们自己认为最好，可以算作代表作的，但其好处何在，我们却看不出来。”这是批评，他又有反思之言：“和明代前后七子的假古董相比，我认为桐城派倒有可取处的，至少他们的文章比较那些假古董为通顺，含蓄而有余味，在这些方面，桐城派的文章，有时比唐宋八大家的还好。”（《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章太炎批评继承桐城派衣钵的林纾，但不否定桐城派，他骂林纾“辞无涓选取，精采杂污……夫欲物其体势，视若蔽尘，笑若龋齿，行若曲肩，自以为妍，而只益其丑也。”当有人问章太炎：“桐城义法何其隘耶？”章太炎这样回答：“此在今日，亦为有用。何者？明季猥杂佻脱之文，雾塞一世；方氏起而廓清之。自是以后，异喙已息，可以不言流派矣。乃至今日，而明末之风复作，报章小说，人奉为宗。幸其流派未亡，粗存纲纪。学者守此，不至堕入下流；故可取也。若谛言之：文足达意，远于鄙倍，可也。有物有则，雅驯近古，是亦足矣。派别安足论！然是为中人以上言尔，桐城义法者，佛家之四分律也，虽未与大乘相齿，用以摧伏磨外，绰然有余，非以此为极至也。”（《汉微言》）
无论多少批评，也改变不了桐城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它虽被新文学颠覆了，但没有被新文学覆盖；它已然成为一份文化遗产。占据文坛200多年的桐城派，文化的沉淀，形成深厚的底蕴，自有它美学的精神意义。治国学，不研究桐城派古文简直不可能。桐城派古文不乏名篇佳作，以其沉郁峻峭、阴阳相济的风格，在走过政论文与泛化散文相继甚嚣尘上使文坛沉闷、寂寞与嘈杂的处境之后，自然会被一些人重新关注，爬罗剔抉，刮垢磨光，欣赏、借鉴和发扬桐城派古文的艺术风格，尤其肯定它向美学延伸的价值。 何诚斌
方苞画像（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