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这些情形，正在诧异，韩麦尔先生已经坐上椅子，像刚才对我说话那样，又柔和又严肃地对我们说：‘我的孩子们，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了。柏林已经来了命令，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学校只许教德语了。新老师明天就到。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堂法语课，我希望你们多多用心学习。’……我的最后一堂法语课！”这是30多年前我上初中时语文课本中的一篇小说，题目叫《最后的一课》。很多人估计都不会突然想起这篇儿时学过的课文了，我之所以很突兀地提到它，乃是因为看了枞阳县大型原创黄梅戏《寸草心》后，在心灵受到强烈震撼之余，脑海中自然而然地泛起了这个沉积多年的记忆。
都德写于19世纪中期的《最后的一课》，以沦陷了的阿尔萨斯的一个小学校被迫改学德文的事为题材，通过描写最后一堂法文课的情景，深刻地揭露了德国侵略者意欲从文化这个根基上来消灭法兰西民族的本质。上初中时少不更事，记忆如浮云，看了黄梅戏《寸草心》后，这种强烈的“文化乃民族之灵魂”才真正在心里扎下根来。《寸草心》描写从南洋归国女华侨刘佩瑶原计划去武汉投军抗日，不料路过家乡(现枞阳县)浮山镇时，当老师的父亲被日机轰炸致伤。父亲临终前嘱托刘佩瑶接过教鞭，给孩子们传授中华文化。刘佩瑶本来对传授民族文化的意义认识不足，但难违父命，只得放弃投军，留在浮山教书育人。直到有一天，日本占领者要在浮山镇创办日语学校，不准刘佩瑶教中文，刘佩瑶才意识到教书育人、传授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后来，她在打入日军内部的丈夫的帮助和掩护下，围绕同化与反同化，坚持与日本占领者作斗争，直到壮烈牺牲。
《最后的一课》与《寸草心》在时空上相距甚远，在体裁上也迥然不同，但有异曲同工之妙。从黄梅戏的题材沿革来看，大多是古装戏，偶有现代戏，那也是庙堂之高的才子佳人，或是草根间的情感生活。这种题材所带来的身心愉悦是短暂的，是浮浅的，是不能打动人的心灵深处的。《寸草心》把抗日的题材搬上舞台，无疑是个重大突破，无疑是个有益地尝试。它不仅拓宽了抗日题材在文学艺术领域过多地关注金戈铁马的战场拼杀，而且另劈蹊径，用独特的视角揭示了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用其文化同化中国人的企图，讴歌了中国人坚决反同化的民族精神。这不仅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而且也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历史上，法西斯希特勒曾说：“消灭一个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瓦解它的文化，首先要消灭承载它的语言。消灭它的语言，要从学校里下手。”台湾在日占时期，学校实行的就是日语教学。现实告诉我们，霸权国家的文化侵略丝毫也没放松，记得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曾在他的《1999，不战而胜》这本书中说：“当有一天，遥远古老的中国年轻人，忘记了他们的历史和民族传统，就是我们美国人不战而胜之时。”《最后的一课》发表于1873年，上世纪初即被翻译到中国。可见，法国作家都德是多么远见卓识了。反映八年抗战的文学艺术作品可谓汗牛充栋，但真正反映文化战线抗日的题材并不多见。对比那些抗日作品，《寸草心》的编剧刘云程可谓匠心独具，用发生在自己小时候身边的真实故事警醒后人，尤其在日本极右势力日渐嚣张的现实环境下，更具有教育意义。
改变舞台剧的“板块结构”也是《寸草心》的一个重大突破。《寸草心》是黄梅戏，但其导演是著名话剧导演潘西平，看似隔行如隔山，但潘导把话剧的元素融入到黄梅戏中，并运用影视剧中蒙太奇的手法，丢弃戏曲的“板块结构”，实行自由切割和转换。节奏的加快和现代声、光、电技术的运用，配以吊景、自动化移景等手法，使《寸草心》更具有现代气息，适应了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的观赏习惯，从而实现了戏曲“叫好又叫座”的愿景。
从美学的角度看，黄梅戏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唱腔和舞台表演中，大多阴柔有余，而高亢不足。欢快与惆怅的优美是黄梅戏传统的美学元素，那种“泰山压顶”的崇高美，那种“视死如归”的壮美总是难得一见，而《寸草心》却把这种壮美或崇高美表现得淋漓尽致。因而，这对演员的表演要求就格外严苛。《寸草心》反映的虽是抗日历史题材，但它是现代戏，在那宏大的叙事背景下，它没有“水袖”，也没有那种传统的死板的“程式化”，而是在程式化与非程式化、虚拟性与非虚拟性等关系的流变中，充分体现了黄梅戏独特的动态表演个性。正如饰演剧中主角刘佩瑶的演员黄金凤说的那样，每个表情、唱腔和动作都表现到位，最大限度地提炼剧中人的情感和思想，追求那种历史人物大义凛然的神似。
记忆中的黄梅戏多以“儿女情长”为主线，《寸草心》中也有“儿女情长”，但它在《寸草心》成了辅线，是对剧情的烘托，是对文化抗日的正义伸张。因而它给欣赏者带来了极大的视角冲击力和心理张力。但愿这样的戏不会是我们观众“最后的一课”。新安晚报张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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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 枞阳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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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双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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