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斌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及随之而起的“共产风”,给农村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农民对“一大二公”的集体完全丧失了信心,全国各地纷纷实行“包产到户”以自救。其中,安徽全省90%以上的生产队推行了“责任田”,被农民称为“救命田”!当形势稍有好转,中央便令安徽省委立即“改正”,却遭到广大农民的抵制。同时,有一些干部直接给毛泽东主席“上书”,“保荐”“责任田”。其中影响最大的“保荐书”是钱让能(枞阳麦园人)写的。
2002年春天,我专程来到安庆拜访已经退休的钱让能,屡经磨难而今年逾古稀的钱老,身体尚健。相对而坐,面前清茶一杯,我们谈起了40年前的往事。
钱让能原在中共安庆地委宣传部任理论教育科副科长。1960年8月,为了解决农村的严重问题,安庆地委从地直单位抽调大批干部直接下到基层担任实职。钱让能被派到太湖县徐桥公社任副书记兼龙王大队支部书记。
钱老说,大队部请一位老大娘为我们烧饭。几天来,我常见老人深夜对着岭下哭泣,便问她何以如此伤心。她说:“家破人亡了!老伴原来也是小社的社长,办公社,吃食堂时,连饿带病于去年冬天走了,儿子也在今年春天死了,媳妇远走它乡,就剩下我一个孤老太婆了。现在生产队又拆我的房子,真不晓得以后如何舞?”(当地方言:即不知今后如何生存)我连忙叫醒了原大队支部书记,问他为什么要拆民房?他说:这是上面布置的。为了便于管理,拆小庄并大村庄。我问:“那大庄子的人到哪里去了?”他说:“大庄子的人跑的跑,病的病、死的死,好多房子没人住。”
他的话使我十分震惊!第二天一早,我就走村串户实地调查。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我察看了20个村庄,10个大食堂,走访了100多个农户,沿途但见大片田地荒芜,大多数村庄,都是屋破房塌,满目狼藉。后来,便出现了人口非正常死亡。
1961年,安徽省在困境中勇敢地迈出了一步,推行了“责任田”。“责任田”效果之好出乎我们预料,我住在韦屋队,早稻收成多的农户有2800多斤,一般的农户也有2000斤。
可是,就在这时,传来上级“改正”“责任田”的决定。这时我已调到太湖县任宣传部副部长兼县党校副校长。经过多次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后我从思想上得出结论:实施推广“责任田”,不仅适合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一种责任制。为了使“责任田”继续实行下去,我毅然决然上书毛泽东主席。5月下旬,我便着手写这份报告。为了严格保密,我白天照常工作,晚上挑灯夜战,草拟“上书”。经过八个夜晚的奋笔疾书,写成“上书”的初稿。
初稿经过修改后,我将其交给县委党校文书朱登和同志,请他复写一式三份。他晚上挑灯夜战。复写好后,我请他将一份装进大信封,用毛笔写上“北京: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亲收”。随即以机密军邮寄走。为了保险起见,我将另一份也以机密军邮寄国家外经部李强部长,托其转交毛主席。6月17日,县委书记谷志瑞同志去省城开会,我又请他带一份呈送安徽省委。
不出所料,不久,“保荐书”被批判,那是1962年9月底,安徽省委派来一个10多人的调查工作组,前来太湖就《保荐书》一事进行调查。省里的那位负责人一到太湖,立即找我谈话,指出:“你给中央、主席写信在组织程序上没有错,但在政治、思想认识上有严重的错误。”省委调查组于1962年10月15日写出了一篇调查报告——《“责任田”应该保荐吗?——对钱让能同志〈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的几个主要问题的调查》。这篇“调查报告”全面否定了“责任田”的积极作用。对于我个人,《报告》说钱让能为什么会出现这一错误呢?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阶级观点分析观察问题,二是没有认真调查研究,没有具体分析,三是不了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和资本主义个体经济的区别,不了解“五统一”与包产到户之间的矛盾。
随后,他们召开县委扩大会,把《保荐书》提高到两条道路、两种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高度,说它是为农村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压力下,在调查组离开太湖时,我饱含屈辱之心情,写了一个两页纸的检讨交给他们。他们如获至宝。以后,等着我的就是无穷无尽的批判和写不完的检讨了。随着“文革”的发展,批斗高潮迭起,对我的迫害愈演愈烈,以致发展到捆绑吊打,用石块砸身等。面对专政队的种种非人折磨,我曾想投江自尽。
钱老说,整个“文革”前期,我作为靶子,在全省到处“游斗”。也许是某些领导认为流毒已经肃清,大功告成,在省、地革委会的批准下,1969年6月,对我的巡回游斗终于偃旗息鼓。1969年冬,我同绝大多数“走资派”一样获得了“解放”。此后,连续三年将我安排在农村驻点,后被分配搞科技管理工作。直到1982年12月,中共安徽省委正式下文,为我平反。(《炎黄春秋》2005年第2期陈大斌文)(来源:文摘报)
稿件来源: 枞阳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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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蒋骁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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