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山第一塔之影踪（二）-尊龙凯时app

　　吴国琦在《后序》中明确说，一开始建塔他跟从“家宫谕”，与红桃、天安二位律师谋划在浮山建塔的。点到了三个人，其中“家宫谕”应该是本家长者。“家”是古人自称家族长辈的谦称，如“家父”“家母”，后文还提到“家文学”。据清末马其昶《桐城耆旧传》记载：桐城麻溪吴氏“东有布政、宫谕、司马”，这里“布政”指吴一介，“宫谕”指吴应宾，“司马”为吴用先。所以，在建塔初期，毫无疑问吴应宾是主持人，他是浮山的主人，年轻的吴国琦只能跟随配合参与。“家文学”是一群人，文中明确指出了一个代表人物吴应宓应该是也麻溪吴氏人。在律师和吴应宓等人的建议下，他们最终选址在有着“智者安禅之处”之称的“天池之阳”。

　　这一阶段从筑基开始，时间是天启癸亥年腊月初八，即公元1623年。选好了地址，就马上着手筑基建塔了。古代在偏僻的山顶建塔，受限于当时的物质条件，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估计主要是资金问题，大家决定先建好第一层，安置好舍利子金塔再说。于是，很快就建好了第一层。应该指出，这时距1579年获得舍利子已经过了46年。也就是说，舍利子在吴国琦家已经保存了近五十年。此时舍利子最初带回者吴绍清应该有六十五岁左右了，已古人如此高寿还亲自“擎旛散花”导行，安放舍利金塔的仪式是十分隆重的。仪式上，吴国琦共提及三人，除他叔父外，还有方拱乾，他仅比吴国琦长一岁，桐城望族桂林方氏人，也是青年才俊，吴方俩家是密切的姻亲关系。方拱乾，字坦庵，崇祯元年(1628)中了进士，也就是在参加浮山舍利塔奠基仪式五年后就考取了进士，只是可惜，后来在清顺治辛酉科考大案中因受涉案儿子方章钺的牵连被流放到今黑龙江牡丹江市所在的宁古塔。

　　也许出乎所有最初建塔动议者所料，塔在建好了第一层后，就停摆了，一拖就是八年。也许正如吴国琦所说“因缘未至”吧。总之，在塔筑基八年后，即崇祯辛未年(1631)依然还仅是一层。这一年，明朝大学士、今枞阳青山人、吴国琦恩师何如宠听到了这件事，非常的悲伤，于是发下弘愿，愿捐三百金，力促完成此事。可是，八年的时间，会发生多少人事变迁呢？谁来操盘此事呢？何如宠，国事缠身，自然无法担当；吴应宾可能也垂垂老矣；吴绍清，我们已无法知其去向，《马埠吴氏宗谱》中没有其生卒日期的记载，估计此时已亡故也未可知；方拱乾已于三年前中了进士，肯定到外地做官去了；吴国琦自己在这一年苦战科考，终于得偿所愿，考取了进士，况且他的家已不在桐城，随父官职的变迁移家太平府了，即今芜湖、马鞍山一带。又怎能分身管理此事呢？吴国琦在《后序》中不无遗憾的写到：“然难任事之人，自辛未至丙子，又阅六年，仍为画饼。”

　　应该指出，何如宠是吴国琦的恩师。何如宠曾在给吴国琦一部诗文集所作序中，话语殷殷，令人动容。他从古代读书人“三不朽”事业出发，对爱生提出了谆谆教诲，寄予殷切希望。他说：“独予所期于雪厓者，亦终不能割立功一案。夫立言者，在取其快;立功者，又在能忍所不快，此又作管葛与作马班之别。雪厓念之，无令人得以申屠嘉、条侯亚夫相千秋文士也!”雪厓，吴国琦字，他承认吴国琦文才出众，善“立言”，但他希望吴国琦不要成为西汉两位武士功臣申屠嘉和周亚夫眼中看待的文人，要多“立功”。也就是说，他希望吴国琦成为一个言能传世，功能经国的济世大才。吴国琦的“忘年交”好友、明末文学家姚康也在《怀兹堂集序》中记载了何如宠与吴国琦的关系：“其师青山何先生深湛名理，与他人言，多不解，雪厓则一一达其标旨，甚重之。”

　　如今，老师发下了这样修建浮山舍利塔的弘愿，吴国琦怎能不谨记在心？一旦因缘际会，自然义不容辞。

　　因缘终于再一次降临浮山。崇祯丙子年，即公元1636年，这一年九月初七，吴国琦母亲赵氏在太平府去世，为给父母“虔修佛事”，吴国琦再次来到家乡，得以隐居浮山一段时日。这时，机缘巧合，他的好友姚康也与他一同归隐浮山，可以说此时的浮山，鸾鸟翔集，祥云流荡。话题中自然提及舍利塔一段公案。浮山“隐律师”再次约见吴国琦，请他出来主持修完舍利塔事。想到六年前，恩师何相国的夙愿，那亦未尝不是自己的夙愿啊！吴国琦义无反顾，承担起了这一久拖未决的造福后世的功德事业，我想，这也应该是吴国琦为父母“虔修佛事”的要义所在吧。

　　这时的吴国琦，早已不是佛塔奠基时一枚闲静青年，而是正值壮年的政府官员。经过几年官场的历练，吴国琦已是一位处理政务的干才。据同乡后人、翰林学士何采在给他作的传记《太仆公传》中介绍：他中进士后初授浙江兰溪知县，到任三个月，“县中有玉兰瑞，殊之异，兰溪县人刻石记之，歌咏不衰，以为美谈。”所以，他处理起浮山修建舍利塔事就显得从容多了。他多方募集赞助，姚康向他推荐了堂弟姚昌祚，他自己推荐了表弟刘士朗，让姚刘二人极力负责钱粮事务，至于具体修建佛塔事，就交给了浮山的“隐律师”！现在《浮山志》中说，舍利塔是一个叫“尔培”的禅师主持修建的，我想，吴国琦文中所说的“隐律师”就是指此人吧！吴国琦在《后序》中说：“其中精微运用，则隐律师所不能辞。”

　　在吴国琦这一切雷厉风行的操作后，浮山这座舍利塔才正式大肆兴建起来。其中的艰辛，我们后人是无法体会了，这一时期又延续了四年。

　　时间很快来到了崇祯己卯年，即1639年。此时的大明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如怒涛卷壑般冲击着大明江山。李自成兵锋所指，直抵长江流域北岸。在两年前的1637年，大明政府为抵挡李自成农民军的进攻，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临时增设了军事组织——安庆巡抚，统一掌管太平府、庐州府、池州府、安庆府及周边河南、湖北、江西部分地区军政要务，首任抚军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史可法。已处建设尾声的浮山第一塔，命运又将如何？人们不能不忧心起来。恰好，这一年冬天，已升任朝廷兵部主事的吴国琦携儿子吴弘安回祖居地今枞阳县项铺镇石溪村祭祖，而刚刚接替史可法担任安庆抚军的郑二阳，即斋名为潜庵的也在安庆布防，闻讯后，即赶到石溪拜会吴国琦，吴国琦晤见了他，向他谈起了浮山建塔一事，郑抚军听后欢喜踊跃，当即表示一定严加保护，助其完工。这就又为此塔能在乱世建成增加了一重牢固的保护网(郑二阳简介见“维基百科”关于“安庆历任巡抚一栏”)。吴国琦对此不禁感叹道：“此舍利塔因缘时至也！”返回官署白门(今南京市)后，吴国琦还一再嘱咐负责具体事务的“隐律师”做好建塔的收尾工作，收集浮山建塔的因缘资料，刻成文字，印刷成册，广泛宣传，永久保存，并督促负责钱粮事务的姚刘二人负责完成此事。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吴国琦的这篇《后序》就是为出版这部书而作。可惜，几年后，郑抚军因桐舒之地陷落李自成张献忠之手而被明庭追责，押解京城。不久后，大明王朝也在李自成农民军的呐喊声中落下了帷幕。不知浮山的建塔者们，还愿不愿、敢不敢用文字宣传郑公为浮山第一塔所做的善果因缘呢？我们更无从得知吴国琦最后想为浮山建塔者出书立传的愿望是否落空，反正吴国琦的这篇文章如今只是静静躺在明人刻本《怀兹堂集》中，蒙着厚厚岁月的灰尘，少有人问津。难道这就是吴国琦等人不见于《浮山志》的根本原因吗？

　　吴国琦虽然在《后序》中没有明确指出该塔竣工的确切时间，但从其文字流露出的情绪来看，浮山舍利塔应该在大明王朝晚钟声里基本完工了，虽然稍迁岁月，也算没有辜负多年来渴望用自己的功德造福家乡人民的贤达们的夙愿了。吴国琦在文末的赞词中最后写到：“浮丘一局棋，迄今不曾散。是则无缝塔，无古亦无今。”他把此塔与“因棋说法”的浮山古老典故联系起来，盛赞此塔天衣无缝，冠盖古今。山林有知，足可告慰吧！据《浮山志》记载：此塔高3米，占地面积9平方米，雕刻精美，后世的浮山人多据其外形，称其为“花塔”，花，永远是美好的象征。可惜，这“花”在风中摇曳了三百来年后，终于凋零了。何时，这“花”影能重现浮山，重现华夏山川呢？有时，我想，我们虽无法责怪葬“花”人的残忍，但一定要记住那些为了妆点山川而插“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