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咸丰三年(1853)正月太平军首克铜陵，至咸丰十一年八月清军攻陷铜陵，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尽管双方屡有争战，但铜陵基本处于太平军的控制之下，并组建有铜陵县太平天国基层政权。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黄山书社版《铜陵县志》有载，惜乎纪事简略，且多处与史实相冲突。太平天国运动被平定后，相关史料几乎为清官方毁尽，但细阅当时文人的相关著述，仍可复原历史情境。
曹蓝田《璞山存稿》中，有多篇叙及铜陵地区太平天国诸事。曹蓝田(1810—1857)，字琢之，号璞山，铜陵县人，道光丁酉(1837)举于乡，后选颍上县教谕，客死任上。
咸丰二年(1852)腊月，太平军攻陷武昌，檄称东下江宁(今南京)，铜陵为必经之地，地方缙绅大为惊恐，曹蓝田举家“避处穷乡”。次年为癸丑科大挑，即从举人中选拔官员，诸亲友鉴于当前时局，且曹蓝田之弟已在京城，家庭需要得力者照顾，皆劝曹蓝田不要离乡。但是，大挑一等将任知县用，二等亦能获得教职，曹蓝田不想放弃，毅然冒险前往京师。
咸丰三年正月十二日，曹蓝田来到铜陵县城，同乡举子朱坦之、俞迓之与其同行。有清一代，安徽省境官方驻军仅有万余，且集中驻于寿春镇。太平军即将入皖，朝迁急调苏、浙、鲁等绿营兵援皖。曹蓝田在县城看见，“浙省援皖兵二千、舟数十，泊县西小矶头”。三天后，曹蓝田乘舟抵达荻港，又见“驻兵二千，席屋数十间卓立风雪中，大炮数尊横卧江岸”。曹蓝田认为，太平军想顺江东不会太容易，铜陵应该是安全的。
这一年的大挑，曹蓝田兄弟双双落榜。四月十九日，曹蓝田离京返乡。这时的形势，已大大出乎曹蓝田当初的判断：太平军不仅攻克了江宁，而且已进入皖北地区。曹蓝田顺利还乡都成了问题，更不知家乡被太平军占领后是何情形。不能原道返乡，曹蓝田绕道河南，经由安徽正阳关、霍丘、六安舒城、庐江，于六月十四日抵达铜陵。
家乡景象，完全出乎曹蓝田的预料：太平军占领下的铜陵，社会秩序井然，亲朋故友皆在，曹氏也是“阖家平安”。
太平军占领区的情形，为何与官方邸报的描述天差地别呢?海虞学钓翁《粤氛纪事诗》注载：“贼由九江东下，皖省各处纷传伪诏，官府告示止用短条，不写咸丰年号，称贼为西兵、西骑。甚至绅士胁其令长预造烟户册，欲俟贼至，郊迎三十里，跪而投册纳印者，有门首粘一黄纸顺字者，有箕敛银钱、粮米、食物馈送者。闻有某处馈物甚微，而有生姜、山药并装一桶，用黄纸糊之，贼嘉而受纳。”
海虞学钓翁所记的故事，在清末流传甚广。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甚至将“一桶姜山”杜撰成纪晓岚故事。方宗诚《辅仁录》载：太平军入皖后，“庐州知府胡元伟、六安知州宋培之、铜陵知县孙润、舒城知县学横祷，屈身降贼。”率百姓箪食壶浆以迎，将生姜、山药并装一桶，寓意太平天国“江(姜)山(药)一统(桶)”的，正是铜陵知县孙润，无有其他“屈身降贼”的清方官员。
太平军进入铜陵，没有发生激烈的军事冲突，社会过渡相对平稳，甚至是一派欢乐景象。(清)方江《家园记》载：咸丰三年二月初四日，“贼(太平军)过大通，联三船，张锦帆，女乐侍酒，童子傅粉被锦执旌旆，微飔荡漾，箫管细奏，缓歌而下。”铜陵“知县、翰林孙润归义”，避免了太平天国运动前期铜陵地区的社会动荡。太平天国在安徽组建地方政权，孙润被调往省城安庆，担任太平天国安徽省安庆郡怀宁县监军。据《曾国藩日记》，咸丰十一年湘军攻陷安庆城，孙润被湘军俘杀。
孙润归义，很大程度上是迫于铜陵城防薄弱，同时也是顺应铜陵缙绅及平民的诉求。在曹蓝田返回家乡铜陵之前，太平军已再度由江苏入皖，以肃清皖江沿线清军残余。咸丰三年9月26日，翼王石达率部进驻安庆，辟清安徽巡抚衙门为翼王府，布告安民，首开天朝地方政权建设，调整天朝制度，史称“安庆易制”。
安庆易制，涉及太平天国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的重大政策转变，改“贡献制”为“照旧交粮纳税”，改禁止工商私营为鼓励工商私营，改普征兵制为招募入伍。太平天国早期的《待百姓条例》及《天朝田亩制度》等，既遭清廷污化，亦引当代学界争议，但在铜陵地区并未施行。在地方政权建设上，天朝组建了省、郡(府)、县三级地方政权，铜陵地区为天朝安徽省池州郡铜陵县，县下设有各级乡官。
铜陵县被太平军占领后，清官方机构均远离了县城，成为“流亡政府”。咸丰三年秋，太平军在铜陵发布安民告示，通过乡官招抚流亡、清查户口、维持治安等。铜陵百姓的拥护与支持，太平军的地方政权建设十分顺利，曹蓝田在《与邓太守书》中，将之归于“奸民从中煽惑，愚民随声附和”，以致很短的时间内，太平军在铜陵的统治“遂成牢不可破之势”。咸丰四年春，“奸民(铜陵百姓)迎伪官(太平天国官员)及贼党(太平军)百余来踞县城”，太平天国铜陵县地方各级政权全部建立。
咸丰四年八月初一日，太平天国铜陵乡官在县境开始征收钱米。这种税赋征收方式，与清朝并无多大的不同。唯一的差别，是太平天国直接向土地使用者征收，而不是面向土地所有者，天朝以此切断佃户与地主之间的联系。除极个别缙绅因顾忌而反对外，绝大多数平民都积极配合。
曹蓝田的立场，则始终与太平军相对立。这种对立，曹蓝田自认为是出于感念“朝廷培养之恩”，其实是对自身既得利益的维护。曹蓝田之父是铜陵知名的秀才，其兄弟二人同为举人，连同其侄曹荣绶、曹荣黻在内，曹氏家族此时至少有五人拥有功名，这在铜陵非常罕见。与平民及普通缙绅不同，曹氏家族一旦归顺太平天国政权，意味着数代人的努力付诸东流。而曹氏家族坚持与太平军为敌，也确实能获得朝廷厚遇：曹蓝田最终实授教谕、署知县，衔六品；曹荣绶与曹荣黻，亦为朝廷所用。
安庆易制前，太平军一度采用“纳贡”制，即由地方耆老出面征收财物。咸丰三年十二月，太平军前往顺安镇征收钱米，曹蓝田秘密召集地方亡命，试图截杀。曹蓝田给亡命之徒开出的条件是：“共攻毙贼，均分其赀”。但是，曹蓝田的做法并无正义，且风险极大，因而不为地方其他缙绅所认可，最终“以诸父老苦劝而止”。
在《拒诸亲友劝输粟书》中，曹蓝田坦陈铜陵拥护太平军者之众：“顷见他人相率输将”。但曹蓝田坚持与太平军为敌，拒绝向乡官缴纳钱粮。针对曹蓝田的抗拒行为，太平天国政权并未采取过激措施，而是动员其亲友予以规劝。面对亲友的劝说，曹蓝田无言以对，最终给亲友留一封信，慨叹朝廷“计恩甚厚，一旦反颜，于心何忍”，无可奈何地离开家乡，直到去世。
在太平军统治的八年里，铜陵百姓安居乐业，地方鲜见战事发生。见诸《安徽通志稿》的战事，仅有两次：“咸丰五年八月壬辰日，清军收复铜陵”；“咸丰六年正月戊辰，清军再收复铜陵”。这两次战争，规模较小，对平民影响不大，且时间很短，最短的一次清军只占领铜陵六天。铜陵地区的社会状态，在英国人呤唎的著述中格外清晰。
1860年仲夏，呤唎自上海前往武汉，途经铜陵时逗留了三天。在这三天里，呤唎上岸旅游、射猎，在大通附近与平民交谈，还让水手带回山上的泉水。铜陵的自然风光与社会景象，给呤唎留下了美好印象，多年之后，他仍回忆说：“我经常怀念着那冰凉的山泉，那罗曼谛克的溪谷。”
太平天国治下的铜陵，呤唎的记载与曹蓝田有天壤之别。呤唎在《天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写到：“大通附近的村庄似乎很穷苦，太平军或清军时来此地，这对于村民来说自然是不幸的。我们虽然知道有纪律的饥饿的军队在敌人国内是什么情况，但是却很少认识到无纪律的中国官军的光景。这里的房屋并未遭到破坏，唯一被太平军毁坏的只有一座大佛寺，照例每块砖头都被砸成堆粉碎，留下一堆瓦砾。人民谈到清军来此的情况，都是咬牙切齿。他们说，清军奸淫妇女，杀戮保护妻女的男子。他们又告诉我，太平军待他们很好，只叫他们捐输粮食；有个太平军对一个姑娘强暴，就被杀头，他们把枭首示众的地方指给我看。他们十分欣然地讲到，太平军首领英王不许兵士拿人民的东西不付钱。”
呤唎并没有回避太平军对铜陵的破坏，但这种行为实出自宗教信仰上的冲突。更重要的是，呤唎与曹蓝田不同的记载，有着本质上的相通之处——呤唎对太平天国革命怀有同情，曹蓝田则对此深刻仇视，二人观点与视角差异，并不妨碍真相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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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 枞阳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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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蒋骁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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