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章平
四、塔到底为何人所造？
浮山上的这朵“花”到底为何人所插？
读吴国琦这篇《后序》和翻阅有关浮山花塔的资料，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插“花”人就是文中提到的和没有提到的明末先贤们。没提到名字的，我们自然只能用智慧的灵光脑补他们迷离的影像；提到名字的，我们适当时候可用理性的笤帚拂去岁月厚积在他们身上的灰尘，尽力复活他们的旧影。这是研究历史的乐趣，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人”未必就不能是古人吧！
《后序》中大致提到了如下四类人：只有称谓的而讳其名号的人，如作者叔父、家宫谕及浮山“隐律师”；称其字号的人，如何青山(如宠)、方坦庵(拱乾)、姚康伯(康)、郑潜庵(二阳)等；称法号的僧人，如红桃、天安律师，还有一位西域僧人——叭啰摩钵哩，他与浮山无关；直接称呼其名的人，如“姚昌祚”“刘士朗”“吴应宓”。
结合其他资料，我们不难探究出作者叔父叫吴绍廉。至于《后序》中多次提及的“精微运用”建塔事务的“隐律师”，对照《浮山志》，他极有可能是浮山会圣岩法号叫“尔培”的和尚，但他排在《浮山志》“法谱”最后一位，且说是“清人”，应该明末清初人吧！“红桃、天安律师”我在“法谱”中找不到对应名称，无从得知了。
在这些人当中，官职最大，影响力最显著的自然是何如宠，他是当朝大学士，是作者恩师。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浮山舍利塔的修建，但对塔建的关注，他超过一般人，他是建塔的早期捐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建成此塔就是为了完成他的弘愿而他的弘愿，正代表了当时热爱浮山的文化人普遍心声：弘扬佛事，造福一方。可以说，何是浮山建塔者的精神导师。后来浮山把何如宠列为大护法之一，是有道理的。
还有一位影响力非常大的人，就是浮山的实际主人“家宫谕”吴应宾。吴应宾进士出身，又是浮山著名的华严寺创办者，浮山佛事兴盛主要从他开始，又是长者，所以，吴应宾应该是建塔初期实际的倡导者和主持人，这毋庸置疑，但吴国琦家族作为塔内封存宝物的实际拥有者，他与吴应宾虽同属吴，但不是一个宗派，吴应宾是麻溪吴氏，吴国琦是马埠吴氏，似乎有点像现代工程甲方乙方的区别。而吴应宾只参与了初期倡导和筹划不久就去世了，1636年大规模兴建就与他无关了。吴应宾出生于1564，卒于1635。
也许由于个人志趣、遭遇和能力的原因，吴绍清、姚康、方拱乾只能算是热心参与者。
至于《浮山志》上说的吴道新，《后序》中只字未提，他对建塔的贡献不好下定论。这里需要指出，吴道新，字汤日，是与浮山隔湖相望的另一名胜白云岩发掘者，也是吴国琦的好友之一，吴国琦在许多诗题中，提到了二人交往情况，如《闻雁有怀汤日旅次豫章》，如果吴道新参与其中，吴国琦文中不应该不提及。
我觉得，前期筑第一层时，真正的主持者应该是吴应宾，后期则完全是在吴国琦主导下完成的。“隐律师”是“精微运用”的实际建设者。
从现代工程管理常识来看，实体的拥有者才是该工程的主建者，比如，你想造所房子，自然你就是建房子的主持者。浮山造塔，就是为了封存舍利及金塔，而舍利和金塔的唯一来源就是吴国琦家族，从这意义上说此塔是吴国琦的家塔也是可以的，何况这一家族还出了这样一位名望和才干都十分突出的才杰呢！实际上，吴国琦也是唯一一位全程参与修塔的主事人。另外，就现代工程实体建设而言，真正实施建设的人，不能称作主建者，只有决策、筹备、组织者才能称为主建者，否则，世界上所有房子都可以说是工程队队长建的。
因此，我们认为，吴国琦才是浮山舍利塔的真正主建者。吴国琦在《后序》结尾还说：“琦既负荷，更复赞叹。”负荷，就是担负重任的意思吧，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后来，吴国琦去世后，他的长子、顺治进士、清第一位汉人翰林庶吉士吴弘安在一首游览浮山的诗中这样写道：
舍利峰头建，浮图事若何。
壮严天上少，功德世间多。
先子心如结，千秋业不磨。
只今金谷洞，犹念老维摩。
此塔修建贯穿了吴国琦一生入世功业，从青年的功名追求，直到明灭亡前，政声卓著，怎能不“心如结”呢？此诗后有一条作者自注写到“余家尝得舍利，先君幸为小塔于岩顶，迄今巍然。”这从侧面可以印证浮山舍利塔实为吴国琦所建。
可惜，一个和浮山因缘如此深厚的人，在如今的《浮山志》上，却找不到踪影，不仅塔志条文中没有，人物传记和诗文选中也没有，连这篇记录浮山第一塔兴建过程的序文也泯然不见于《浮山志》，这是十分遗憾的。难道吴国琦就是如此不堪？
吴国琦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作为近四百前的人物，我们只能从一些家谱、方志和他留存于世的诗文中一窥端倪。幸好，吴国琦，作为当时一名实力派，在这些地方都能找到他的存在。
在枞阳马埠《吴氏宗谱》(1882版)里保存了一篇由何如宠孙儿何采写的一篇吴国琦传记《太仆公传》，《桐城县志》《安庆府志》《桐城耆旧传》等地方志中都有他的记载。其中何采写的《太仆公传》里记载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一次，吴国琦一位旧日治地漳州普贤开元寺僧人寄来一封信及一瓣名香，信中大意是说，他那地方所有寺庙中都用檀木雕刻了吴国琦的像，人们经常祭祀他，至今各寺庙屡造兵火毁弃，但“公像巍然独存”。吴国琦看后，十分感念而不失风趣的回了一首诗：“四千里外一支香，遗爱思如流水长。惭愧我身犹肉食，琉璃钟声普贤旁。”这说的是吴国琦在担任漳州推官时，“疏沉怨八百余案”深受漳州人爱戴的事。
吴国琦留存于世的诗文很多。一部明代吕士坊镌刻的其子吴弘安编定的《怀兹堂集》几乎囊括了吴国琦所有传世诗文。此集中他人创作的序文多达八篇，基本上是当时社会名流。有相国何如宠，有深交三十年的文学名士姚康、有名联“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创作者曹学佺(能始)，有当时书画名流陈继儒，等等，不一而足。通过这些人的描述和评价，我们足可见识一个多面的吴国琦。
当然，如果我们能直接阅读吴国琦诗文，更能深切体会他的内心世界。
笔者近来多关注下了吴国琦，可对他作简介如下：
吴国琦，字公良，号雪厓，生于明万历癸巳年(1593年)，卒于清顺治甲午年(1654年)，明万历辛未科(1631年)进士。他的高祖就是被后世文人公认的“桐城诗学开山”马埠吴氏人吴檄。初授浙江兰溪知县，后升漳州推官，随升兵部主事。在国家多难之时，他曾撰写过“渡江九策”，“每策千余言，皆中事务”。最后官至太仆寺少卿，掌牧马政令。诰授朝议大夫。崇祯皇帝自杀那年，他掛官回里，从此“不出构楼”，成为明末遗民。他“学该坟竺，援据奥术，尤湛于经术”。一生好为山水之吟，晚年笃信佛学。著有《水香阁集》《小兵部集》《尚书音》等卷。作诗“力去陈言，持择矜慎”，而诗风“亦在王、孟之间”。
为了更好地帮助大家了解吴国琦，我提供几篇他的诗文节选供大家欣赏。
首先看他描写桐城东乡风光的《梅里行序》他写道：
去予居六七里，居之东十余里，为白云岩，怪石天开，绝非人境，为青化岩说法处。岩有青鸟，闻钟磐声则出，惟飞鸣此岩，或间往来于浮渡，他有高崖深林，未尝一至也。
石溪自西北来，经浮渡南，绕予居，推为湖，湖二三十里，多荷花。居南隔溪，一峰卓入云表，与柳峰如宾主者，则拔茅也。
作者用十分简洁的笔触，寥寥数语，就勾勒出来白云岩的美丽和神奇的景色。作者在写完家乡山水后，又由近及远，从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中，驰骋想象，融情入景，十分真切表达了对家乡山水的热爱：
再来欣赏下他的《怀浮山东湖六首》，诗歌语言不事雕琢，新奇活泼，在对颇富家乡特色的情事描写中，结合当时战乱的时代背景，深情地表达出对家乡的热爱和对和平宁静生活的向往。
《怀浮山东湖六首》
(原题过长，作者据原题修改)
一
定有一岩奇未卜，石溪明月笑人忙。
烦君为我栽松桂，闲弈小年山月长。
二
雨生云冒拔茅峰，社酒白杨酣阿农。
舟到莲花冲里去，大夫古慕松成龙。
三
荷香白鸟东湖深，棹入烟波不可寻。
近有云岩远九子，渔歌似谱渊明琴。
四
西邻水灌东邻苗，杨柳青青着晚潮。
莫说兵戈今满眼，故园粱稻雁鸿骄。
五
一荐芹泥酒一卮，世儿行处老夫知。
牧牛放豕将无乐，嚷鸭喧鹅勿太欺。
六
桃花水长客盈门，绿竹行藏别有轩。
昨夜雷讶风又雨，腾霄百尺起龙孙。
后世人评论其诗作“力去陈言，持择矜慎”。“诗亦在王、孟之间。”是非常准确的，他的诗颇有王孟田园气象，而语言更显质朴生动。
我也看过吴国琦的一些散文，真正体现了“学该坟竺，援据奥术”的特点，我尤其喜欢他山水游记散文，在勾勒景色的同时，常常能发掘出独到的理性之光。如他的《桐双溪屈大夫祠堂记》，在描写明代汤沟风土人情及屈原祠堂由来后，作者写到：“鬼者，归也。民，神之主也。”老百姓是真正的主导神灵的人。
还有一篇《潜岳移文》，这是作者同怀宁好友刘不夷兄弟游览天柱山的游记，刘不夷即刘若实，他的弟弟就是安庆明代唯一状元刘若宰。作者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畅游了一番天柱山之后，又驰骋想象，绘声绘色描写了游历所见的天柱仙境，最后却以耐人寻味的平常语作结，他说“实劳梦魂，遂为此文移山于笔端”，为劳梦魂，移山笔端，在谐趣中含着那么一点狡黠，令人咂摸不已，会心一笑。
另外，吴国琦学术研究也十分广博，对前辈文人如汤显祖、袁宏道兄弟、胡应麟、钟惺等人的文学地位都做过独到的评论，他直接参与了对胡应麟著作《诗薮》《笔丛》等重版的工作，并为重版《诗薮》作过序。
就是这样一位干才，一位文学才子，见于许多史志典籍，却不见于《浮山志》，不能不令人唏嘘。
处在历史鼎革时期的吴国琦，最终无奈的成为明朝遗民，“不出勾栏”十多年，与青灯古卷为伴，这应是他在有清一代，乃至后世逐渐被人淡忘的主要原因。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遗民身上，那才叫真正的一座山呢！吴国琦最终葬在太平府当涂县。
浮山塔影已然模糊，正如一首电视剧片尾曲唱道：“淹没了黄尘古道,荒芜了烽火边城”,但岁月“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名字”，就让我们在浮山葱郁的林间，在幽静的石壁上，时时寻觅那古塔旧影，时时聆听佛国的钟磐声，因为舍利的佛光早已融进人的肌肤和毛发，这些佛光，总会让人在不经意间念叨起那些后人不甚熟悉而曾响亮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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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 枞阳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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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蒋骁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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