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是物质奇缺年代的必需品甚至可称为奢侈品。我年幼的时候,最盼望的不是一顿好饭,而是一块布。最雀跃的事情是母亲带着我和二姐进城“扯布”。百货公司卖布的柜台在二楼,各种各样的布摆在柜台上,迪卡布、涤纶布、棉绸布、花棉布,还有的确良,我最喜欢乔其纱。母亲用手摩挲这块,摩挲那块,我和二姐也煞有介事地跟着母亲看,我们手脏,不敢摸,怕趾高气昂的城里人骂。我们有时候会遇到媒人带着一对青年男女来扯布。做几身衣服是一套彩礼中必不可少的重头戏。一般女孩子都比较扭捏,男孩故作大方,媒人从中斡旋。有时候皆大欢喜离开,有时候姑娘负气出门。我和二姐在一边看热闹,看得兴趣盎然,有时也看得沮丧,我们多希望他们和和气气、兴高采烈。
母亲选中了布料,和店员对我俩的身高衣长有了一致的看法之后,母亲说个数目,六尺还是一丈之类的,戴着蓝布袖套的店员开单结算,把单子放在头顶的钢丝上用夹子夹了,刷地一声,小白纸票据单就飞上了坐在更高楼梯口的会计那里。大家都叫这种小票据为“小飞子”。母亲付了钱,营业员大米尺一量,用剪刀剪个小口,一手揪住一边的布,刺啦一声,就把布齐展展地撕扯开了。那胸有成竹的镇定、目不斜视的自信,让我小小的心里满是佩服。为了省布,我和二姐的衣服都是一样的,裁剪的时候,母亲比比划划,丈量很久,最后划粉打底,套裁成两件大小不一的衣片。有一次母亲买回来一块粉红色的确良布,非常高兴地跟我们说,遇到大减价,给我和二姐做两件小褂子,我摸着细腻的布料,闻着布料的新鲜味道,兴奋地一下子把头埋进布里,母亲赶紧把布拽过去,怕鼻涕抹脏了布。
我家的衣服都是母亲做,母亲是家中独女,外婆手拙,母亲九岁就自己做绣花鞋,十三四岁就会缝衣服了。如果需要复杂的设计和缝纫,以前是去裁缝三外公家做,后来大姐长大,更加倍的心灵手巧,在阜阳卫校读过书,又分配到镇上的医院,她年轻、时尚。我们每次扯了布,就满怀期待地等着大姐回家。看着一块块布变成了合身漂亮的衣服,那喜悦夹杂兴奋比过年还要强烈!连衣裙、蝙蝠衫、喇叭裤,大姐把流行风格带到了闭塞的乡村,她的美貌与才华更是远近闻名,以至于我们附近的女孩子们做连衣裙啊都要来找大姐,她们把大姐的衣服款式当成样板,大姐身高一米六九,身材修长,皮肤雪白,脸庞是粉中带着嫣红,无论什么布料,什么款式,一穿上大姐身上,立刻光彩夺目。就连后来大姐调到县医院后,自己缝制的衣服,都有人打问在哪里做的。什么布料到她手里都敢裁。记得大哥从乡下的中学考到安徽省委党校,要去合肥读书,一家人非常高兴,母亲特地给他扯了一块羊毛呢的布做外套,那毛呢厚实实的,摸在手上微微有些扎手,但就是那种手感显现了羊毛呢的纯正。大姐与母亲仔细谋划设计,一笔一划甚是谨慎,因为这块布料是我们家买过的最贵的一块布。它是全家对大哥考上大学的嘉奖,也会是大哥在城市里唯一正式的服装。大姐一边做一边熨烫,拿出了绣花般的功夫,等这件衣服大哥穿上身,极其熨帖合体,一改乡下教师潦草的形象,人衣合一,立马有了迥然不同的气质。
我最难忘的一块布却是我那完全不管家中衣事的父亲买的。那是一块提花丝绸布料,浅灰色的底,明黄色的蔷薇花,灰绿色的一片片叶子缠绕其间,非常漂亮。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中午,蝉在柳树上唱歌,我在门口玩耍。父亲推着自行车从东边巷口进家,他的人造革提包挂在车把上。进门就喊我快快过来。我知道父亲每次上街都会给我们买点好吃的,但这一次父亲向我抖开了这块花布。
他跟母亲说,正好遇到百货大楼盘点甩卖布头,看到这块布真好看,买来看看能不能够给芳儿做条裙子。我的心简直要高兴地跳出心口了,给我买的布啊!母亲把布放在桌子上,拃开手指测量了一下布幅和长度,说只够做一条短裙的,有空再做,母亲天天忙得要命,等她有空还不知道得等几天呢,我哪里等得及?下午黄昏时分,我悄悄把布围在腰间,正好过膝。一路雀跃去找小伙伴显摆了。我从村中跑到村东,丝绸很滑,我经常系不住,跑着跑着会掉,我正好裤子上有松紧带,我就把布掖在裤腰上继续跑。那个疯跑的兴奋的丫头,像一团火一直在我的心中跳跃多年。而那块美丽的布,更是像一面旗帜,猎猎地展示着永不消逝的父爱。
如今,布料在寻常人家已经很少存在了,我也只有一两块,是我以前在布店偶尔看到的真丝布头,我不会做衣服,也不知道要拿来干什么。放在那里,有时候拿出来摸一摸,好像又回到了从前。芳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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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徐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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