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一过，街上就有卖春联的了。不仅街上，就是商店里的文化柜台和批发市场也挂满了春联和福字，有的红底黑字，有的红底金字，有的描边，有的勾框，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不过，这些春联虽然形式多样，内容和字体却是大同小异，仿佛一个模子出来的，有的甚至味同嚼蜡。
这不禁让我生出许多感概来，想起从前那些写春联的日子。
记得小时候，每到腊月二十九的晚上，父亲总是将白天买来的红纸用剪刀裁好，然后折成大小相同的印格，再把墨水倒进瓷碗中，将毛笔润开……抬起头，做一会儿沉思状，父亲开始提笔书写，其字其词，颇有一种妙手偶得的意思。我和哥哥弟弟围在一旁，或拽纸，或伏桌，或争抢着将写好的春联放在地上炕上。那时，我们并不知道父亲的字写得如何，词儿撰得怎样。父亲只有小学文化，我们更是懵懂无知。现在想来，父亲写的春联估计也是民间常用的那种，什么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什么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人间福满门之类，但无疑，此种情景已如种子深深埋入我们心间，直到有一天，三哥开始动起笔来。
三哥当然不是小学五年级的水平。那时他已念初中，且爱好文学，不仅喜欢作文，亦喜欢写毛笔字，经常临摹的是《灵飞经》。如你所知，这种蝇头小楷是不适合写春联的，但有了这般端庄秀丽的骨架，谁说春联不会神采飞扬呢！受三哥的影响，我亦跟着涂抹，且将平时积攒的零钱用来购买各种字帖，颜欧柳赵，苏黄米蔡，一应俱全。等到三哥上矿参加工作，家里的春联就由我执笔了，起先尽管有些战战兢兢，哆哆嗦嗦，但写着写着，竟不觉飘飞起来，直到有一天，父亲指着其中的一个字说：这个捺——如果用锯条拉掉一截就好看多了！弄得我一阵脸红，心想一定要练好毛笔字，超过父亲和三哥。
以后，我的字的确有了长足进步，作品被选送到全市中小学生书法展览，这不仅在班级，就是整个学校和镇上也是孤例。当然，这是题外话。
那时过年，即使不是家家户户写春联，一般也是到镇上有文化的人家里去求，比如学校老师，生产队会计，单位搞宣传的人。拿上几张红纸，递上一包香烟，即便没有香烟，客气地说声谢谢，也会满载而归。但商店只卖年画，不卖春联。而整个中学时代，我家的春联和年画都是由我操作，不仅自给自足，还要给邻居写，给同学写，甚至给老师写。给同学和邻居写，似乎无可厚非，因为即便书法是普及教育，但毕竟是副科，无论学校，还是家长，总不愿意孩子将精力过多地投入到这上面去，而是谆谆教导学会数理化走遍全天下，如我者，反而浪得一个特长的名声，那时能够写好毛笔字的学生很少，能提笔写春联的更是凤毛麟角。
如果说给邻居和同学家写春联、福字，是一种友情的馈赠，或是正常交往，那么给老师家写春联意味着什么？虽然我也只给我的一位老师写。
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孟德义先生，多才多艺，不仅课教得好，诗读得好，球打得好，字写得更好。他是我那时最敬佩的老师，也是接触最多最愉快的一位兄长。我不仅经常把我写的文章给他看，更将我写的字请他指教。每每春节前夕，还要选一幅最为满意的书法作品与其交换，包括春联。之所以这样，并非我自以为是自不量力，而是迫于老师的命令或叫鼓励。
孟老师说：一副春联欣赏一年，这是书道中的意趣啊！
我当然从命。且满心欢喜。后来，父母家从故乡搬到矿上来，每年春节，我虽然也给家里写春联，但给邻居写得少了，与恩师的交流也少了，更多的是给单位写。不仅是自己供职的单位，一些朋友所在的单位也常讨要。这时，春联的尺寸变了，内容也变了，有的是人家要求的字句，有的则要自己编写，无疑，这增加了难度，但也容易使人乐此不疲，往往大年三十的上午，同事们都已回家过年了，自己还是一个人立在办公室的桌子前，奋笔疾书。这时，来取春联的人往往会扔下一条烟几袋糖的，权当润笔费了。
如今我也早已迁居城里，无论寄居在学校宿舍，还是借住朋友的房子，我都没有贴过春联，直到有了自己的新居，才在房门上贴了一副，次年父亲去世，便没有再更换。所以，现在我家房门上的春联依然是四年前贴的那副，是我喜欢的一句古人的联语：
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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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徐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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