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一过,街上就有卖春联的了。不仅街上,就是商店里的文化柜台和批发市场也挂满了春联和福字,有的红底黑字,有的红底金字,有的描边,有的勾框,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不过,这些春联虽然形式多样,内容和字体却是大同小异,仿佛一个模子出来的,有的甚至味同嚼蜡。
这不禁让我生出许多感概来,想起从前那些写春联的日子。
记得小时候,每到腊月二十九的晚上,父亲总是将白天买来的红纸用剪刀裁好,然后折成大小相同的印格,再把墨水倒进瓷碗中,将毛笔润开……抬起头,做一会儿沉思状,父亲开始提笔书写,其字其词,颇有一种妙手偶得的意思。我和哥哥弟弟围在一旁,或拽纸,或伏桌,或争抢着将写好的春联放在地上炕上。那时,我们并不知道父亲的字写得如何,词儿撰得怎样。父亲只有小学文化,我们更是懵懂无知。现在想来,父亲写的春联估计也是民间常用的那种,什么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什么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人间福满门之类,但无疑,此种情景已如种子深深埋入我们心间,直到有一天,三哥开始动起笔来。
三哥当然不是小学五年级的水平。那时他已念初中,且爱好文学,不仅喜欢作文,亦喜欢写毛笔字,经常临摹的是《灵飞经》。如你所知,这种蝇头小楷是不适合写春联的,但有了这般端庄秀丽的骨架,谁说春联不会神采飞扬呢!受三哥的影响,我亦跟着涂抹,且将平时积攒的零钱用来购买各种字帖,颜欧柳赵,苏黄米蔡,一应俱全。等到三哥上矿参加工作,家里的春联就由我执笔了,起先尽管有些战战兢兢,哆哆嗦嗦,但写着写着,竟不觉飘飞起来,直到有一天,父亲指着其中的一个字说:这个捺——如果用锯条拉掉一截就好看多了!弄得我一阵脸红,心想一定要练好毛笔字,超过父亲和三哥。
以后,我的字的确有了长足进步,作品被选送到全市中小学生书法展览,这不仅在班级,就是整个学校和镇上也是孤例。当然,这是题外话。
那时过年,即使不是家家户户写春联,一般也是到镇上有文化的人家里去求,比如学校老师,生产队会计,单位搞宣传的人。拿上几张红纸,递上一包香烟,即便没有香烟,客气地说声谢谢,也会满载而归。但商店只卖年画,不卖春联。而整个中学时代,我家的春联和年画都是由我操作,不仅自给自足,还要给邻居写,给同学写,甚至给老师写。给同学和邻居写,似乎无可厚非,因为即便书法是普及教育,但毕竟是副科,无论学校,还是家长,总不愿意孩子将精力过多地投入到这上面去,而是谆谆教导学会数理化走遍全天下,如我者,反而浪得一个特长的名声,那时能够写好毛笔字的学生很少,能提笔写春联的更是凤毛麟角。
如果说给邻居和同学家写春联、福字,是一种友情的馈赠,或是正常交往,那么给老师家写春联意味着什么?虽然我也只给我的一位老师写。
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孟德义先生,多才多艺,不仅课教得好,诗读得好,球打得好,字写得更好。他是我那时最敬佩的老师,也是接触最多最愉快的一位兄长。我不仅经常把我写的文章给他看,更将我写的字请他指教。每每春节前夕,还要选一幅最为满意的书法作品与其交换,包括春联。之所以这样,并非我自以为是自不量力,而是迫于老师的命令或叫鼓励。
孟老师说:一副春联欣赏一年,这是书道中的意趣啊!
我当然从命。且满心欢喜。后来,父母家从故乡搬到矿上来,每年春节,我虽然也给家里写春联,但给邻居写得少了,与恩师的交流也少了,更多的是给单位写。不仅是自己供职的单位,一些朋友所在的单位也常讨要。这时,春联的尺寸变了,内容也变了,有的是人家要求的字句,有的则要自己编写,无疑,这增加了难度,但也容易使人乐此不疲,往往大年三十的上午,同事们都已回家过年了,自己还是一个人立在办公室的桌子前,奋笔疾书。这时,来取春联的人往往会扔下一条烟几袋糖的,权当润笔费了。
如今我也早已迁居城里,无论寄居在学校宿舍,还是借住朋友的房子,我都没有贴过春联,直到有了自己的新居,才在房门上贴了一副,次年父亲去世,便没有再更换。所以,现在我家房门上的春联依然是四年前贴的那副,是我喜欢的一句古人的联语:
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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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徐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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