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就地过年”成了热门词汇,令我回顾起人生途中曾经的“就地过年”的经历。
我们这代人,幸运或不幸地过了不少“就地”的年。1969年5月下乡插队,第二年春节前,早早地就有了回家过年的打算。刚进腊月,大队通知知青开会。会上宣布,为了响应国家号召,要求大家留下来,和贫下中农一起过春节。
在乡下就地过年,虽然那是个物质生活贫乏的年代,但许多传统还在,蒸年糕,酿米酒,炒花生,做米糖什么的,都有。哪怕仅仅是一种节日的点缀,一种传统年景的象征。和社员们不同,我们这帮城里知青只会东家吃一点西家尝一口,能吃不会做。也曾想试着做个米糖什么的,村上的人说,别糟蹋了粮食,到时一家送一点,就够你们吃到正月完。村里人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临近春节那几天,我们不断地从乡亲们手中接过各种各样的糖食、糕点,生产队长还送来一瓶散装白酒。每每从乡亲们手中接过这些,我们只会说谢谢。而房东汪大妈一听我们这么说,几次流下了眼泪说,你们这些城里伢子,这么点大就离开父母,跑到我们乡下来,我们再不疼你们,那真对不起你们家人了。
当然,我们也不白吃,写春联就是最好的回报。春联是我和另一位上海知青写的,红纸黑字,内容多为“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愿红旗五洲四海齐招展,哪怕是火海刀山也扑向前”等等。我俩龙飞凤舞,贫下中农们排着队等,很有成就感的哦!
除夕之夜,落了一场雪。繁密的雪花闪闪烁烁地漫天飞舞,整个山村笼罩在沉静的飞雪之中。我们围着炭盆,笑语盈室,而炭盆上的水壶热气升腾,伴着沸水欢乐地嘶嘶作响。炽热的炭火,照红了墙上那一排用塑料薄膜权作玻璃的木隔窗。我们在吃了一顿丰盛的年饭之后,便趴在桌上、床上,开始给家里写信。那年月,信似乎成了我们与外面世界唯一的联系通道。
年初一的大清早,是在爆竹的脆响声中醒来的。睁眼一看,哇,整个小屋都是银亮的雪光。横窗上嵌着白色花纹似的雪花。屋檐凝结着白珊瑚般的冰串。我们迫不及待地掀开被子,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打开门。门外是一个广漠的白雪世界,白得宁静,白得肃穆。远处白皑皑的群山屏立,像一幅银灰色调的庄严版画。我们跑进雪地。我们打起了雪仗。我们开始堆雪人。不知怎么,就想起学生时代喜欢的惠特曼的一句诗:“啊,我的灵魂,我们在平静而清冷的早晨,找到了我们自己了”……
1976年12月13日,我告别了八年的知青生活,考入铜陵市文工团,成了一名演员。因为刚进团没有什么事,每天除了练功,就是坐在排练场看老演员们排节目。
转眼1977年春节临近。就在刚把告知回家过年的信写好准备寄出时,团长交给我一个任务,大年初一,团里要到部队慰问演出,让我说一个故事《军民一家》。接过本子,13张纸,近4千字。背词于我来说并不难,那时候就是记性好。只是又一次就地过年,心里很是不好受。
大年三十,宿舍空荡荡的,原来六个人一间的宿舍,就只剩下我一个人。靠在床帮上,两眼望着天花板发呆,哪还有心思背词啊。
鞭炮从中午就开始响起来了。听着,脸上虽挂着事不关己的表情,但心里不免空落落的,倍感孤独和伤感。于是,关了门窗,拿起本子读和背,借此来分散精力。我知道我的这种做法是无用的,徒劳的,但我别无选择。
到了晚上,和第一次在乡下过年不同,这一次只有我一人,过了一次没有年夜饭的大年三十,过了一次不过年的年。那时没有电视,更谈不上春晚。我打开门,走出宿舍,沿着剧团门前的一条马路毫无目的地走着。和往日不同,我是走在马路的中间,因为此时已没有交警没有车,不用担心会遭到训斥和被车撞。此时的大街,没了往日的繁荣和热闹,也没了往日川流不息的车流,仿佛大海退潮,一下子全都没了踪影。大街两边的路灯,孤单单地立在那儿,就像迷路的孩子睁大着眼睛,期待着家人的出现,期盼着和家人的团聚。
鞭炮达到了极限,震得我再也忍不住站在马路中间,冲着夜幕,大声喊道:爸爸妈妈,新年好!刚喊完,我大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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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徐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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