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就地过年”成了热门词汇，令我回顾起人生途中曾经的“就地过年”的经历。
我们这代人，幸运或不幸地过了不少“就地”的年。1969年5月下乡插队，第二年春节前，早早地就有了回家过年的打算。刚进腊月，大队通知知青开会。会上宣布，为了响应国家号召，要求大家留下来，和贫下中农一起过春节。
在乡下就地过年，虽然那是个物质生活贫乏的年代，但许多传统还在，蒸年糕，酿米酒，炒花生，做米糖什么的，都有。哪怕仅仅是一种节日的点缀，一种传统年景的象征。和社员们不同，我们这帮城里知青只会东家吃一点西家尝一口，能吃不会做。也曾想试着做个米糖什么的，村上的人说，别糟蹋了粮食，到时一家送一点，就够你们吃到正月完。村里人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临近春节那几天，我们不断地从乡亲们手中接过各种各样的糖食、糕点，生产队长还送来一瓶散装白酒。每每从乡亲们手中接过这些，我们只会说谢谢。而房东汪大妈一听我们这么说，几次流下了眼泪说，你们这些城里伢子，这么点大就离开父母，跑到我们乡下来，我们再不疼你们，那真对不起你们家人了。
当然，我们也不白吃，写春联就是最好的回报。春联是我和另一位上海知青写的，红纸黑字，内容多为“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愿红旗五洲四海齐招展，哪怕是火海刀山也扑向前”等等。我俩龙飞凤舞，贫下中农们排着队等，很有成就感的哦！
除夕之夜，落了一场雪。繁密的雪花闪闪烁烁地漫天飞舞，整个山村笼罩在沉静的飞雪之中。我们围着炭盆，笑语盈室，而炭盆上的水壶热气升腾，伴着沸水欢乐地嘶嘶作响。炽热的炭火，照红了墙上那一排用塑料薄膜权作玻璃的木隔窗。我们在吃了一顿丰盛的年饭之后，便趴在桌上、床上，开始给家里写信。那年月，信似乎成了我们与外面世界唯一的联系通道。
年初一的大清早，是在爆竹的脆响声中醒来的。睁眼一看，哇，整个小屋都是银亮的雪光。横窗上嵌着白色花纹似的雪花。屋檐凝结着白珊瑚般的冰串。我们迫不及待地掀开被子，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打开门。门外是一个广漠的白雪世界，白得宁静，白得肃穆。远处白皑皑的群山屏立，像一幅银灰色调的庄严版画。我们跑进雪地。我们打起了雪仗。我们开始堆雪人。不知怎么，就想起学生时代喜欢的惠特曼的一句诗：“啊，我的灵魂，我们在平静而清冷的早晨，找到了我们自己了”……
1976年12月13日，我告别了八年的知青生活，考入铜陵市文工团，成了一名演员。因为刚进团没有什么事，每天除了练功，就是坐在排练场看老演员们排节目。
转眼1977年春节临近。就在刚把告知回家过年的信写好准备寄出时，团长交给我一个任务，大年初一，团里要到部队慰问演出，让我说一个故事《军民一家》。接过本子，13张纸，近4千字。背词于我来说并不难，那时候就是记性好。只是又一次就地过年，心里很是不好受。
大年三十，宿舍空荡荡的，原来六个人一间的宿舍，就只剩下我一个人。靠在床帮上，两眼望着天花板发呆，哪还有心思背词啊。
鞭炮从中午就开始响起来了。听着，脸上虽挂着事不关己的表情，但心里不免空落落的，倍感孤独和伤感。于是，关了门窗，拿起本子读和背，借此来分散精力。我知道我的这种做法是无用的，徒劳的，但我别无选择。
到了晚上，和第一次在乡下过年不同，这一次只有我一人，过了一次没有年夜饭的大年三十，过了一次不过年的年。那时没有电视，更谈不上春晚。我打开门，走出宿舍，沿着剧团门前的一条马路毫无目的地走着。和往日不同，我是走在马路的中间，因为此时已没有交警没有车，不用担心会遭到训斥和被车撞。此时的大街，没了往日的繁荣和热闹，也没了往日川流不息的车流，仿佛大海退潮，一下子全都没了踪影。大街两边的路灯，孤单单地立在那儿，就像迷路的孩子睁大着眼睛，期待着家人的出现，期盼着和家人的团聚。
鞭炮达到了极限，震得我再也忍不住站在马路中间，冲着夜幕，大声喊道：爸爸妈妈，新年好！刚喊完，我大哭起来……
|
稿件来源：
|
编辑： 徐连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