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风就温软了，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也是开学的季节，将孩子送进学校，自然想起了老师。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说要尊师如敬父。当然，学生的尊敬并非老师唯一的期待——老师的期待如春风，只在山欢水笑，花开满园。
胡思乱想着拐进一条小巷，挨个品味起春联来，巷里春联多是“财”、“福”、“顺”等吉祥字眼，只中间一户人家的别具一格——“犁开垄亩千庠锦，育就芝兰万斛书”。笔力遒劲，墨气淋漓。“千庠锦”，“育芝兰”，户主莫非是位老师？正寻思，院门开处，一个人拎着袋垃圾走出来，定神一看，竟是我的启蒙先生郑老师。
记得入学时，父亲一把将我推到郑老师跟前，说：“伢就交给老师了，该骂，骂；该打，打。”父亲不会想到，骂人要动脑筋，打人要费力气，让老师打骂你的孩子，看似是赋予权利，其实是强加责任。当时，郑老师摸着我的头，答应得爽快：“放心，我擅长的就是骂人、打人。”后来事实证明，郑老师并不擅长此道。郑老师的教鞭是一根木棍，除了指黑板外就背在身后，很少在我们身上“指点江山”，实在被逼急了，他才咬牙切齿地将木棍举过头顶，呼啸而下，声势吓人，待到我们头顶上方却来个急刹车，木棍只在我们头上轻轻一敲，威严面目瞬间也变成吟吟笑脸，说：“你这伢，么样搞哦？”我们能怎么搞呢，只能红着脸朝他吐舌头。我们都怕郑老师，却也都爱他。
我入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的学费要不了一块钱，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人上不了学或中途辍学。我和绝大多数同学的作业本都是烟盒纸订的，花花绿绿，煞是喜庆，却常常张冠李戴。过了大概半学期，我们两个班的同学就都换成了白纸本——郑老师自己掏钱买来白纸，裁好，订好，在封面上写好年级姓名，一人发一本，写完了再找他换新的。我记得当时一张白纸七分钱，两个班大概百来人，一人一本就是七块钱左右。我不知道七块钱占了郑老师工资的多少，但我记得，我们的白纸本让其他班级的学生眼红不已，我也很珍惜白纸本，做作业时先在吃饭桌上打好草稿，再一笔一划誊抄上去。白纸本极易卷角，每次交作业我都仔细抻平整了，课本反而卷得像吹火筒。
那时虽顽劣，但上学还是我们盼望和喜爱的，可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学业却是岌岌可危的——时常有同学辍学回家帮父母侍弄责任田去了。为了拯救我们的学业，郑老师经常周末家访。那时自行车还是稀罕物，郑老师就凭着双腿，用脚步丈量了一河两岸的所有村道。他像个地保，知道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一家几口，排行老几，遇上不准备让孩子继续上学的父母，他就“连哄带骗”——说我们是好苗子，能念得出书来。似乎为了证明他的预言，我们那两个班还真有不少人都上了中专或大学，出了几个教授、科学家，遇上家里困难实在上不下去学的，他就代缴学费、书本费。
那时候小学有写字课，郑老师教语文也教写字，许多班级的写字课挂羊头卖狗肉，变为语文课或自习课，但郑老师的写字课是毫不苟且的，他总在课前用宣纸写好示范字，课上挂到黑板前，先讲解点画和间架结构，然后让我们临摹。记得那时候他让我们练习的是颜体楷书，偶尔也带一两幅行楷书法作品到课堂上，向我们讲一些基础的书法知识。只有一次，他自己写了个草书的“虎”字挂到黑板前，硕大，占了半个黑板，他不无得意地指给我们看哪儿是虎嘴、哪儿是虎尾，经他一指点，我们发现这个“虎”还真像一只老虎，昂首甩尾，呼啸山林，笔走龙蛇间，王者之风尽显。后来，我们班有个同学成了小有名气的书法家，他是否得益于郑老师的写字课不得而知。我虽没能成为书法家，可郑老师却培养了我对书法的爱好和审美趣味。
工作后，与郑老师同居小城，但见面并不多，偶有邂逅，不过寒暄两句便罢，并不知道他就住在孩子就读的这所高中的隔壁巷里，今日偶遇，甚是惊喜。郑老师的欣喜也溢于言表，将我引进书房，大声喊师娘泡茶，布置糕点水果。郑老师的书房，四壁书架满满当当，当中横放一张硕大画案，案头杂置笔架、笔洗、砚台、墨汁、印章等等，画案后方也挤满了一摞一摞的书，还有三四摞半人高练过字的毛边纸，也堆叠得整整齐齐。环视书房，不禁想起元人翁森的句子：“地炉茶鼎烹活火，四壁图书中有我。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
师生闲话，不胜欢洽。我没想到，郑老师竟然对我们当年同学的名字，样貌，甚至调皮的情状，某个同学某篇出彩的作文，都记得清晰如昨，毫厘不差。四十多年了，他任教的学校换了一所又一所，教过的学生更是一届又一届，他的记忆像他的书房一样杂而不乱，真让我惊叹。郑老师问起我的工作、家庭，尤其是孩子的读书情况，他告诫我，对孩子的教育要像春风而不能像寒风——寒风一到，万物萧瑟，春风一吹，心扉敞开，心扉敞开了心智就开了，心智开了花儿就开了。他指着墙上“如坐春风”四个字说：“这四个字，旁人或以为是我的自得，其实，是我的自勉。”余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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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徐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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