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风就温软了,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也是开学的季节,将孩子送进学校,自然想起了老师。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说要尊师如敬父。当然,学生的尊敬并非老师唯一的期待——老师的期待如春风,只在山欢水笑,花开满园。
胡思乱想着拐进一条小巷,挨个品味起春联来,巷里春联多是“财”、“福”、“顺”等吉祥字眼,只中间一户人家的别具一格——“犁开垄亩千庠锦,育就芝兰万斛书”。笔力遒劲,墨气淋漓。“千庠锦”,“育芝兰”,户主莫非是位老师?正寻思,院门开处,一个人拎着袋垃圾走出来,定神一看,竟是我的启蒙先生郑老师。
记得入学时,父亲一把将我推到郑老师跟前,说:“伢就交给老师了,该骂,骂;该打,打。”父亲不会想到,骂人要动脑筋,打人要费力气,让老师打骂你的孩子,看似是赋予权利,其实是强加责任。当时,郑老师摸着我的头,答应得爽快:“放心,我擅长的就是骂人、打人。”后来事实证明,郑老师并不擅长此道。郑老师的教鞭是一根木棍,除了指黑板外就背在身后,很少在我们身上“指点江山”,实在被逼急了,他才咬牙切齿地将木棍举过头顶,呼啸而下,声势吓人,待到我们头顶上方却来个急刹车,木棍只在我们头上轻轻一敲,威严面目瞬间也变成吟吟笑脸,说:“你这伢,么样搞哦?”我们能怎么搞呢,只能红着脸朝他吐舌头。我们都怕郑老师,却也都爱他。
我入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的学费要不了一块钱,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人上不了学或中途辍学。我和绝大多数同学的作业本都是烟盒纸订的,花花绿绿,煞是喜庆,却常常张冠李戴。过了大概半学期,我们两个班的同学就都换成了白纸本——郑老师自己掏钱买来白纸,裁好,订好,在封面上写好年级姓名,一人发一本,写完了再找他换新的。我记得当时一张白纸七分钱,两个班大概百来人,一人一本就是七块钱左右。我不知道七块钱占了郑老师工资的多少,但我记得,我们的白纸本让其他班级的学生眼红不已,我也很珍惜白纸本,做作业时先在吃饭桌上打好草稿,再一笔一划誊抄上去。白纸本极易卷角,每次交作业我都仔细抻平整了,课本反而卷得像吹火筒。
那时虽顽劣,但上学还是我们盼望和喜爱的,可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学业却是岌岌可危的——时常有同学辍学回家帮父母侍弄责任田去了。为了拯救我们的学业,郑老师经常周末家访。那时自行车还是稀罕物,郑老师就凭着双腿,用脚步丈量了一河两岸的所有村道。他像个地保,知道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一家几口,排行老几,遇上不准备让孩子继续上学的父母,他就“连哄带骗”——说我们是好苗子,能念得出书来。似乎为了证明他的预言,我们那两个班还真有不少人都上了中专或大学,出了几个教授、科学家,遇上家里困难实在上不下去学的,他就代缴学费、书本费。
那时候小学有写字课,郑老师教语文也教写字,许多班级的写字课挂羊头卖狗肉,变为语文课或自习课,但郑老师的写字课是毫不苟且的,他总在课前用宣纸写好示范字,课上挂到黑板前,先讲解点画和间架结构,然后让我们临摹。记得那时候他让我们练习的是颜体楷书,偶尔也带一两幅行楷书法作品到课堂上,向我们讲一些基础的书法知识。只有一次,他自己写了个草书的“虎”字挂到黑板前,硕大,占了半个黑板,他不无得意地指给我们看哪儿是虎嘴、哪儿是虎尾,经他一指点,我们发现这个“虎”还真像一只老虎,昂首甩尾,呼啸山林,笔走龙蛇间,王者之风尽显。后来,我们班有个同学成了小有名气的书法家,他是否得益于郑老师的写字课不得而知。我虽没能成为书法家,可郑老师却培养了我对书法的爱好和审美趣味。
工作后,与郑老师同居小城,但见面并不多,偶有邂逅,不过寒暄两句便罢,并不知道他就住在孩子就读的这所高中的隔壁巷里,今日偶遇,甚是惊喜。郑老师的欣喜也溢于言表,将我引进书房,大声喊师娘泡茶,布置糕点水果。郑老师的书房,四壁书架满满当当,当中横放一张硕大画案,案头杂置笔架、笔洗、砚台、墨汁、印章等等,画案后方也挤满了一摞一摞的书,还有三四摞半人高练过字的毛边纸,也堆叠得整整齐齐。环视书房,不禁想起元人翁森的句子:“地炉茶鼎烹活火,四壁图书中有我。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
师生闲话,不胜欢洽。我没想到,郑老师竟然对我们当年同学的名字,样貌,甚至调皮的情状,某个同学某篇出彩的作文,都记得清晰如昨,毫厘不差。四十多年了,他任教的学校换了一所又一所,教过的学生更是一届又一届,他的记忆像他的书房一样杂而不乱,真让我惊叹。郑老师问起我的工作、家庭,尤其是孩子的读书情况,他告诫我,对孩子的教育要像春风而不能像寒风——寒风一到,万物萧瑟,春风一吹,心扉敞开,心扉敞开了心智就开了,心智开了花儿就开了。他指着墙上“如坐春风”四个字说:“这四个字,旁人或以为是我的自得,其实,是我的自勉。”余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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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徐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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