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29岁的北大教授胡适先生,在京城钟鼓寺胡同14号四合院里,草成了近两万字的《红楼梦考证》初稿。一个多月后,这篇后来被誉为新红学奠基之作的急就章,附于上海亚东图书馆新式标点本《红楼梦》卷首出版,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时代。
胡适先生在这篇新红学开山之作中,上半篇主要批驳了以北大校长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旧红学,指其不是考证而是“猜笨谜”;下半篇则是按照自己主张的科学方法,去考证《红楼梦》,“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在文末,胡适先生强调说:“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先人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我希望我这一点小贡献,能引起大家研究《红楼梦》的兴趣,能把将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手稿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中。
回望新红学百年风雨历程,平实而论,胡适先生所秉持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方法论,不仅为《红楼梦》“著作”和“本子”研究提供了范式,也对其他古典小说研究起到了示范作用。正如复旦大学陈维昭教授所言,“胡适总是以现代学术精神,去挖掘传统文化中他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他以‘科学精神’演述乾嘉学术方法,以‘自然主义’‘自叙传’去演述传统的史学实录观念。这两方面的创新合在一起,才是新红学的崭新之处。”(陈维昭《新红学百年祭》)
在胡适先生新红学范式的滋养下,先后产生了俞平伯、周汝昌、冯其庸等新红学大师。在文献、文本与文化等方面,当代红学取得了长足发展,收获颇丰;但同时也疑案重重,发现层出不穷的“不一定”,即几乎每一个争议的结果都难以定于一尊。近年来,一些红学家更面临翻炒旧饭的困境和突破无门的瓶颈,有人因此慨叹《红楼梦》研究终跳不出大宗师胡适的如来佛掌心。
以笔者所见,红学前沿研究中的诸多“不一定”,或许正是《红楼梦》之魅力所在,也更体现了红学研究的复杂性。要而言之,一方面是因伪造之风亘古未变,赝鼎时有揭櫫,而某些新出文献又来历欠明。红学泰斗冯其庸先生曾说,“《红楼梦》只能愈研究愈清楚,绝不会愈研究愈糊涂。只有一种情况是会导人入误区,这就是弄虚作假,以假乱真。”这是冯先生的警醒之语。十数年来,诸如周氏爽秋楼歌句、陶氏北师大抄本、王氏乾隆庚寅抄本、胡氏甲戌本“附条”等学术不端案频频爆出,令人不胜唏嘘。本书中的《胡适所引程伟元序与一段历史公案》《胡适原藏甲戌本〈石头记〉“附条”铨辨——兼论庚寅本〈石头记〉真伪之争》等,就属于这类辨伪之作。
另一方面,是因为新红学的范式亟需重构。可以说,红学上的重大争议都起源于版本之争,譬如“程前脂后说”、尤三姐淫奔、芳官改名等,因为文本差异甚巨而分析出来迥然相异的艺术形象和作者命意,所以《红楼梦》版本研究是红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但因各种缘故和局限而殊难遽判孰先孰后。作为一门复杂的人文社会科学,红学研究迫切需要融入与科学主义之“精确学”相对应的“模糊学”(即加拿大学者m·格普达于1977年率先提出的“fuzzy-ism”)。模糊学不是非科,而是现代科学发展的产物。在一定范围内做不到精确定性的,模糊学或能更科学地捕捉复杂事物的非线性状态。将其引入小说版本研究,便可在整体论的逻辑下,梳釐各版本系统之嬗递关系。本书中的《〈红楼梦〉版本“二元论”诠考——以第五回“悲金悼玉”与第二十二回宝黛钗谜诗为中心》《现存〈红楼梦〉活字印本嬗递考》《〈红楼梦〉戬本之底本考论》等,就可归于模糊方法的试验之作。俗曰:智者少言,愚者强辩。是也非也,万望大家不吝教正。
犹记得在癸巳仲秋,梅师挺秀先生赠我墨宝曰:“著述不易,传世更难。红学薪火,有赖后贤。”谨录于此,与读者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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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徐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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