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弓射日
1936年秋，成舍我在上海创办《立报》，延请著名作家张恨水主编副刊《花果山》。管张尽恨水不习惯“十里洋场”的喧嚣，但在该报抗日救亡方针的吸引下，答应帮忙三个月。年底，约期既满，张恨水正拟北归，却接家中急电，嘱“勿归”，因日本特务在北平搜捕新闻教育界反日人士，张恨水上了黑名单。
早在1928年，日本出兵济南，制造“济南惨案”之际，张恨水就在《世界日报》上发表《耻与日人共事》《中国不会亡国》等杂文，谴责暴行。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张恨水即把在上海《新闻报》上连载的《太平花》增加抗日内容，出单行本时，作者在自序中说：“而九一八难作，……自八回起，辄改其非战小说，而为主战之论。争城争地之人物，尽易为执戈为国之健儿。”自《太平花》始，张恨水开始抗战小说创作，先后发表《满城风雨》《似水流年》《啼笑因缘续集》《东北四连长》等小说，描绘了一个个“全民抗日”的图景，寄托武装民众保家卫国的思想。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张恨水“心焚如火，百痛来侵”，创作并自费出版《弯弓集》，隐喻“弯弓射日”，且在自序中疾呼：“今国难临头，必以语言文字唤醒国人，……今国难小说尚未多见，以不才之为其先驱，则抛砖引玉……”集中《咏史诗》《健儿词》等诗作直抒胸臆，表达了“一腔热血沙场洒，要洗关山万里图”的报国壮志。
尤值一提的是张恨水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的一次正面交锋。土肥原凶狠狡诈，四处结交文化人士，宣扬“中日亲善”，妄图削弱抗日力量。张恨水这样一位“妇孺皆知”的作家自然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命人携《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各一部，请张恨水“赐予题签，藉留纪念，以慰景仰大家之忱”。张恨水根本不吃这一套，他改赠《啼笑因缘续集》，上题“土肥原嘱赠”，落款“作者时旅燕京”。“嘱赠”，说明是被索取，而非自愿赠送，不写自己姓名则表示不愿与之为伍，而且，所赠之书写的是东北义勇军抗击日寇的故事。这无疑扇了土肥原一记响亮的耳光。
拉拢即告失败，搜捕在所难免，因此，张恨水在黑名单上“榜上有名”，也就不出意料了。
辗转入川
北归无计。于是，张恨水举家迁居南京，与好友张友鸾创办了《南京人报》。
民国时期，私人办报都有坚实的经济靠山，接受“后台”的“津贴”，而《南京人报》却是张恨水全凭稿费，用血汗钱办的。然而，这份小报，因张恨水的号召力，1937年4月8日创刊即迎来了“开门红”，销出一万五千份。张恨水在副刊《南华经》上同时连载《中原豪侠传》《鼓角声中》两部小说，皆为鼓励民气之作。
张恨水风趣地称《南京人报》为“伙计报”，报社同仁一起同甘共苦，办得有声有色。然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1937年8月15日，日军空袭南京，《南京人报》销量骤跌，陷入困境，然而报社员工谁也不愿停刊，誓要“玩命儿苦撑到底”。张恨水为大家深情所感，把家眷从丹凤街疏散到城外上新河的小渔村，坚持办报。每天下午到报社处理事务，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回家休息。因愁困交加，不久，张恨水病倒。无奈之下，张恨水将家眷送到安庆，自己亦于11月初到芜湖就医。12月8日，南京陷落前夕，《南京人报》被迫停刊。
1937年冬，张恨水回到故乡潜山，一边休养一边积极宣传抗日，先后应邀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一定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等演讲。
1937年12月底，张恨水将家眷安顿在故乡黄岭老屋，只身西行至武汉，与从南京撤退下来的四弟牧野会合。此时，日寇在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整个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恨家仇激励着张恨水，他已不满足于做文字工作去唤醒民众，而要放下笔杆拿起枪杆，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祖国。因此，当牧野提出召集在武汉的潜山青年，回家乡大别山打游击时，张恨水怦然心动，毅然呈文武汉国民政府第六部，表示不要任何物质支援，仅仅要求政府承认这支队伍的合法性，以免和其他武装发生冲突。然而，国民政府要“包办抗日”，呈文如石牛入海，一去不回。
“请缨无门”，怀着满腔悲愤的张恨水，西行入川，于1938年1月来到陪都重庆。
坚守“关头”
1938年初，《新民报》在重庆复刊，张恨水受邀主编副刊《最后关头》。他明确提出“抗战时代，作文最好与抗战有关，这一原则自是不容摇撼的”。他以“关卒”等笔名发表于该刊的诗词杂文，嬉笑怒骂，犀利泼辣，让国民党当局很不自在，多次进行所谓新闻检查。迫于压力，《最后关头》于1941年10月停刊，《新民报》推出另一专栏《上下古今谈》，仍由张恨水主编。《上下古今谈》虽笔调有所改变，但立场不变，张恨水借古喻今，于温婉沉静中讽喻社会，表达进步主张。从《最后关头》到《上下古今谈》，张恨水持续不断地揭露国民党的政治迷雾，为驱逐日寇而摇旗呐喊，坚守着祖国的“最后关头”。在渝八年，张恨水创作了《疯狂》《潜山血》《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巷战之夜》《大江东去》《魍魉世界》《八十一梦》《水浒新传》《虎贲万岁》等十多部中、长篇抗日小说。
抗战期间，张恨水的生活困顿不堪。自1940年起，他移居重庆市郊南温泉桃子沟的三间茅屋，风雨来时，屋外大雨，屋内小雨，他自嘲地称之为“待漏斋”。吃的是“用来食用沙子太多，用来盖房沙子又太少的‘平价米’”。张恨水在重庆始终穿一件灰不灰蓝不蓝的长衫，出席会议时，为遮掩长衫上的破洞，就套一件旧马褂。当时穿马褂的人已不多见，所以他和《新华日报》主编潘梓年被人戏称为“重庆新闻界两马褂”。
然而，精神的重负、物质生活的困顿并没有改变他守节不移之心。抗战时期，不少知识分子投到官僚门下，充任清客。张恨水多次被人相请，但都被他拒绝。他不仅律己，还以同样的人生态度劝慰朋友。当听说有人请张友鸾出任“主任”时，张恨水画了几棵松树，题了一首七绝相劝：托迹华巅不计年，两三松树老疑仙。莫教堕入闲樵斧，一束柴薪值几钱。
民族危亡之际，张恨水与共产党和新文学作家因共同的抗战主张有了精神和思想的共鸣。1939年6月，国民党制造震惊中外的“平江惨案”。张恨水收到中共驻重庆代表团成员董必武发来的讣告，愤慨之极，提笔为“平江惨案”烈士写了一副挽联：抗战无惭君且死；同情有泪我何言。1944年5月，张恨水五十寿辰之际，潘梓年撰文祝贺，称他“有一个明确的立场——坚主抗战，坚主团结，坚主民主”，是一位“坚持不懈，精进不已”的作家。老舍在《新民报晚刊》发表文章说：“恨水兄就是最重气节，最富正义感，最爱惜羽毛的人，我称为真正的文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张恨水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12月，张恨水离开重庆，经潜山、安庆、南京，回到北平。余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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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徐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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