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于淮河岸边的这个皖北三线城市三十多年，我几乎每天都是步行上班的。城市的早晨从最后一盏路灯下班开始，我的早晨从脚板上开始。
夏季，天亮得早，我走出小区时，东方的天际已孕着一片绯红，像剥了壳的鸡蛋，不小心滚到了胭脂盒里。街道刚刚洒扫完毕，浮游的灰尘颗粒，散发出纯净的泥土气息。
从铁中往北到超市的一段街道，是一位六十多岁的男子打扫的。他有时坐在路牙石上抽烟小憩，有时靠在墙根吃早饭。看他有闲时，我便凑过去聊两句。男子姓汪，铁路养道工退休，出来干保洁，不是缺钱花，是怕闲了难受。因为他肠胃不好，饭是老伴早早做好送过来的，可口。他吃饭时，老伴就替他扫地，离开远远的。
有两日，未见到老汪，我以为是路过的时间错过了。第三天，见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子在扫地，她说老汪不干了，女儿一直反对。我想起在一个大城市地铁上看到的公益宣传广告：一位穿着光鲜睡衣的少妇收拾着阳台上的衣服，一位男子过来帮她收拾完后伸手要关灯，少妇阻止了他并指了指楼下。原来，有位做保洁的老汉在灯光下吃饭，老伴正摆放着饭盒。片子的最后是一盏泛着光晕的灯、一张老人花儿似的笑脸。那一刻，我是看懂了广告的，但我为这个城市感到不舒服，因为即使有一万盏灯光，也暖不了一位风餐老人碗底的寒意。
从超市往西，是一溜小吃铺。包子的笼屉、油条的大锅摆在铺子门口，热气腾腾、香味四溢。食客们都是郊区进城打工的农民，骑着电瓶车径直停在门前，脱下挡风的棉大衣，往电瓶车上一甩，拎着安全帽走进铺子坐定。我从外面往里，看不清他们的面目。吃饱饭出来，安全帽扣在头上，点上烟便进了路对面的楼房工地。我在路这边瞧不见工地上的劳动场面，只是楼房在不停地长高，塔吊像钩提着云彩。
小吃铺西头是个十字路口，我时常停在那里等红绿灯。路上几乎全是疾驶而过的摩托车、电瓶车，骑手和小吃铺的食客一样，来自城北的郊区乡镇。他们不愿外出打工，留在村子里，照顾着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农忙时收种庄稼，农闲时进城打工。有后座上坐着女子的，那一定是两口子。你看，女子双手搂着男子的腰，脸贴着男子的后背，恨不得钻进男子的身子里去。如有雨，女子便高高地举着雨布，伸直了双臂往前举，男子毫发不湿，女子的全身都暴露在雨中。看到这一幕，我竟忘了绿灯。
往前走过50米，有广场舞的音乐传来。这里是个搬迁小区，跳舞的多是四五十岁的妇女，跳的叫钱杆子舞。一根一米多长的竹竿上，绑着铜钱和红红绿绿的绢花，舞动时敲击着脚和身子，哗哗地响。钱杆子其实就是打狗棍，讨饭的家伙什。这帮因征地拆迁一夜暴富的农民，离开土地上了楼，忘不了曾经的苦日子，休闲健身时把打狗棍舞出了花。她们自在地舞着，谁又能笑话她们笨拙的舞姿呢！
路上总会遇到遛放的宠物狗。一只小泰迪翘着一只后腿颠颠地跑着，迎面来条大金毛，泰迪站住，提起右前爪对金毛“汪汪”地打招呼，金毛瞧都没瞧它一眼，迈着稳稳的步子昂着头走过去，主人也迈着稳稳的步子昂着头走过去，泰迪很无趣，翘起腿对着路边的汽车轮子滋泡尿，抖抖身子的毛，又颠颠地跑起来。这是条有礼貌的小狗，昨天早上它就朝我腿上扑过，它的主人朝我笑笑，我也朝她笑笑，我一天里的笑容就此打开。
从家到单位，步行需40多分钟，走到单位附近的步行街时，太阳已悬在楼头，不锈钢路灯杆被镀得锃亮。一位瘦高的中年男子在路灯旁吹着长箫，箫声被热闹的噪声吞没了，像蝴蝶飞入黄花，走近了才听得见。男子自顾自地吹着，天天如此。一支箫之于一个城市，太过孤单和渺小，什么人会停下来，听一听它在说什么？
“有人说她是南方，有人说她是北方，南方和北方手拉手坐在高高的淮河岸上。”我脚下的城市，拥抱着淮河，古时渔火点点，遗有育蚌采珠之美，被誉为“珠城”。
下楼出楼道口，迎面便是挂满墙头的月季花，地上散落的花瓣，是风在夜里赏花时留下的足印，点点生艳。月季花是这个城市的市花，花语为希望、幸福。“希望”“幸福”是高大上的，恰恰又是每个人都想拥有和可以拥有的。
院墙是前年创建文明城市时，统一修建的，志愿者在墙面画着本地的风景名胜，有望淮塔、淮河铁路大桥、龙子湖公园、湖上升明月古民居群......墙根挺出一株鸡冠花，鲜红欲滴，高至半墙，成为恰到好处的感叹号，胜过人为的设计，自然和谐。
在路上是很少能见到花的。绿化带里遍植珊瑚树和石楠，都被修剪成整齐的模样，密密匝匝。待到人行道上的栾树洒下花粒，碎金铺地，就已是九月。岁月再往深处走几步，清早便可见有花环从马路上跑过。那是装饰好的花车，要去迎娶一位新娘。城市的万家灯火里，又添一朵幸福花。
小区的大门旁有处卖菜的早市，有盆栽的鲜花出售。我只识几种常见的花，便常常向卖花人请教。他的花好，口才也好：“大哥，看您是位领导，拿盆兰草，放在办公室最合适了。”这盆兰草只有七八片叶子，像铅笔勾出的，弯成小姑娘的羊角辫。我是满心喜欢，嘴上却说：“太贵了。”“那就拿盆文竹。也挺好的。”渐渐熟悉后，我俩成了微信朋友，我买了盆兰草，他送了盆文竹，我告诉他：“下次带盆仙人球。”他狡黠地一笑：“送人？”我也笑了：“你送我。”
路上，我要经过一个很大的院子，门口镌刻着“淮河水利委员会”金色大字。
1950年，淮河洪灾泛滥，毛泽东指示治理淮河。当年11月，治淮委员会在这个城市成立，治淮正式拉开帷幕。
由治淮委员会衍变而来的淮河水利委员会行政管理不属于这里，但这里的人们给了它最好的地段、最大的尊重。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风里雨里，大院楼顶上气象塔闪烁的红灯，在晨曦里十分夺目。
走过时，我总会往大院里望几眼。大院里是安静的。这种安静让人踏实、放心，一如安澜的淮河。
从大院往西，经过一座铁路立交桥。早上六点左右，有一列上海开阜阳的绿皮车，穿过楼群，轰隆隆驶过，弯道处发出刺耳的噪声。打开的车窗旁，有人向驻足观看的我挥手致意。它从上海的霓虹开到我的朝阳，继续向前。
车上的人千里迢迢，车马劳顿，都是为了自己的一个心思，不论心思能否兑现，还会继续踏上旅程。我向列车挥挥手，它要跑三公里，经过湖上升明月古民居群和奥体中心，才能出城区。轨道两旁的松杉排着高高的绿色幛幔，车过梢儿颤，惊起夜宿的鸟。
这个越长越大的城市是因津浦铁路而兴的，从山东、天津抽调过来的铁路工人，成为第一代移民，他们在这里成家立业，像一粒沙子砥砺成珠。如果说，这个城市是“火车拉来的”，那么，这批人就是把火车扛在肩上的人。陈家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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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徐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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