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于淮河岸边的这个皖北三线城市三十多年,我几乎每天都是步行上班的。城市的早晨从最后一盏路灯下班开始,我的早晨从脚板上开始。
夏季,天亮得早,我走出小区时,东方的天际已孕着一片绯红,像剥了壳的鸡蛋,不小心滚到了胭脂盒里。街道刚刚洒扫完毕,浮游的灰尘颗粒,散发出纯净的泥土气息。
从铁中往北到超市的一段街道,是一位六十多岁的男子打扫的。他有时坐在路牙石上抽烟小憩,有时靠在墙根吃早饭。看他有闲时,我便凑过去聊两句。男子姓汪,铁路养道工退休,出来干保洁,不是缺钱花,是怕闲了难受。因为他肠胃不好,饭是老伴早早做好送过来的,可口。他吃饭时,老伴就替他扫地,离开远远的。
有两日,未见到老汪,我以为是路过的时间错过了。第三天,见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子在扫地,她说老汪不干了,女儿一直反对。我想起在一个大城市地铁上看到的公益宣传广告:一位穿着光鲜睡衣的少妇收拾着阳台上的衣服,一位男子过来帮她收拾完后伸手要关灯,少妇阻止了他并指了指楼下。原来,有位做保洁的老汉在灯光下吃饭,老伴正摆放着饭盒。片子的最后是一盏泛着光晕的灯、一张老人花儿似的笑脸。那一刻,我是看懂了广告的,但我为这个城市感到不舒服,因为即使有一万盏灯光,也暖不了一位风餐老人碗底的寒意。
从超市往西,是一溜小吃铺。包子的笼屉、油条的大锅摆在铺子门口,热气腾腾、香味四溢。食客们都是郊区进城打工的农民,骑着电瓶车径直停在门前,脱下挡风的棉大衣,往电瓶车上一甩,拎着安全帽走进铺子坐定。我从外面往里,看不清他们的面目。吃饱饭出来,安全帽扣在头上,点上烟便进了路对面的楼房工地。我在路这边瞧不见工地上的劳动场面,只是楼房在不停地长高,塔吊像钩提着云彩。
小吃铺西头是个十字路口,我时常停在那里等红绿灯。路上几乎全是疾驶而过的摩托车、电瓶车,骑手和小吃铺的食客一样,来自城北的郊区乡镇。他们不愿外出打工,留在村子里,照顾着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农忙时收种庄稼,农闲时进城打工。有后座上坐着女子的,那一定是两口子。你看,女子双手搂着男子的腰,脸贴着男子的后背,恨不得钻进男子的身子里去。如有雨,女子便高高地举着雨布,伸直了双臂往前举,男子毫发不湿,女子的全身都暴露在雨中。看到这一幕,我竟忘了绿灯。
往前走过50米,有广场舞的音乐传来。这里是个搬迁小区,跳舞的多是四五十岁的妇女,跳的叫钱杆子舞。一根一米多长的竹竿上,绑着铜钱和红红绿绿的绢花,舞动时敲击着脚和身子,哗哗地响。钱杆子其实就是打狗棍,讨饭的家伙什。这帮因征地拆迁一夜暴富的农民,离开土地上了楼,忘不了曾经的苦日子,休闲健身时把打狗棍舞出了花。她们自在地舞着,谁又能笑话她们笨拙的舞姿呢!
路上总会遇到遛放的宠物狗。一只小泰迪翘着一只后腿颠颠地跑着,迎面来条大金毛,泰迪站住,提起右前爪对金毛“汪汪”地打招呼,金毛瞧都没瞧它一眼,迈着稳稳的步子昂着头走过去,主人也迈着稳稳的步子昂着头走过去,泰迪很无趣,翘起腿对着路边的汽车轮子滋泡尿,抖抖身子的毛,又颠颠地跑起来。这是条有礼貌的小狗,昨天早上它就朝我腿上扑过,它的主人朝我笑笑,我也朝她笑笑,我一天里的笑容就此打开。
从家到单位,步行需40多分钟,走到单位附近的步行街时,太阳已悬在楼头,不锈钢路灯杆被镀得锃亮。一位瘦高的中年男子在路灯旁吹着长箫,箫声被热闹的噪声吞没了,像蝴蝶飞入黄花,走近了才听得见。男子自顾自地吹着,天天如此。一支箫之于一个城市,太过孤单和渺小,什么人会停下来,听一听它在说什么?
“有人说她是南方,有人说她是北方,南方和北方手拉手坐在高高的淮河岸上。”我脚下的城市,拥抱着淮河,古时渔火点点,遗有育蚌采珠之美,被誉为“珠城”。
下楼出楼道口,迎面便是挂满墙头的月季花,地上散落的花瓣,是风在夜里赏花时留下的足印,点点生艳。月季花是这个城市的市花,花语为希望、幸福。“希望”“幸福”是高大上的,恰恰又是每个人都想拥有和可以拥有的。
院墙是前年创建文明城市时,统一修建的,志愿者在墙面画着本地的风景名胜,有望淮塔、淮河铁路大桥、龙子湖公园、湖上升明月古民居群......墙根挺出一株鸡冠花,鲜红欲滴,高至半墙,成为恰到好处的感叹号,胜过人为的设计,自然和谐。
在路上是很少能见到花的。绿化带里遍植珊瑚树和石楠,都被修剪成整齐的模样,密密匝匝。待到人行道上的栾树洒下花粒,碎金铺地,就已是九月。岁月再往深处走几步,清早便可见有花环从马路上跑过。那是装饰好的花车,要去迎娶一位新娘。城市的万家灯火里,又添一朵幸福花。
小区的大门旁有处卖菜的早市,有盆栽的鲜花出售。我只识几种常见的花,便常常向卖花人请教。他的花好,口才也好:“大哥,看您是位领导,拿盆兰草,放在办公室最合适了。”这盆兰草只有七八片叶子,像铅笔勾出的,弯成小姑娘的羊角辫。我是满心喜欢,嘴上却说:“太贵了。”“那就拿盆文竹。也挺好的。”渐渐熟悉后,我俩成了微信朋友,我买了盆兰草,他送了盆文竹,我告诉他:“下次带盆仙人球。”他狡黠地一笑:“送人?”我也笑了:“你送我。”
路上,我要经过一个很大的院子,门口镌刻着“淮河水利委员会”金色大字。
1950年,淮河洪灾泛滥,毛泽东指示治理淮河。当年11月,治淮委员会在这个城市成立,治淮正式拉开帷幕。
由治淮委员会衍变而来的淮河水利委员会行政管理不属于这里,但这里的人们给了它最好的地段、最大的尊重。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风里雨里,大院楼顶上气象塔闪烁的红灯,在晨曦里十分夺目。
走过时,我总会往大院里望几眼。大院里是安静的。这种安静让人踏实、放心,一如安澜的淮河。
从大院往西,经过一座铁路立交桥。早上六点左右,有一列上海开阜阳的绿皮车,穿过楼群,轰隆隆驶过,弯道处发出刺耳的噪声。打开的车窗旁,有人向驻足观看的我挥手致意。它从上海的霓虹开到我的朝阳,继续向前。
车上的人千里迢迢,车马劳顿,都是为了自己的一个心思,不论心思能否兑现,还会继续踏上旅程。我向列车挥挥手,它要跑三公里,经过湖上升明月古民居群和奥体中心,才能出城区。轨道两旁的松杉排着高高的绿色幛幔,车过梢儿颤,惊起夜宿的鸟。
这个越长越大的城市是因津浦铁路而兴的,从山东、天津抽调过来的铁路工人,成为第一代移民,他们在这里成家立业,像一粒沙子砥砺成珠。如果说,这个城市是“火车拉来的”,那么,这批人就是把火车扛在肩上的人。陈家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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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徐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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