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您让我的大娃先上学吧,一个半月后,卖了稻子就把学费给您送来,行吗?”一位面带菜色的农妇央求道。“不行呀,学校有规定,不交足学费就不能发书。”老师委婉回绝道。“不发书,娃读什么啊?您就把书发给她好不好?”农妇快要哭了。“真的不行啊!这样做我们要受处分的。”老师有些不忍但又爱莫能助。农妇旁边的小女孩见状,赶紧抢过扫帚默默地扫起地来。“老师,您就看在娃的份上,把书发给她吧!我两个娃都在上学,小的刚上一年级,先得给他交费预订课本,只好拖欠大娃的,我大娃懂事,每天都要割三头猪的猪草,我向她保证过会让她继续上学的!我不想他们两个像我那样脸朝黄土背朝天啊……”说到最后,农妇耸着削瘦的肩低泣起来,浑浊的泪水刹时糊满了蜡黄的脸。老师揉了揉通红的眼睛,看看乖巧的小女孩,又看看眼前这位朴实的母亲,颤抖着手,在花名册上郑重地写下了小女孩的名字并发了书。
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一缕久违的笑容,突然在那位妇女泪痕点点的脸上荡漾开了,如同一朵盛开的莲花。小女孩紧盯着老师,漆黑的眼眸中闪耀着欣喜感激的光芒,这天是1983年8月31日。
这位农家妇女就是我的母亲,小女孩是我姐姐。
小时候,我们家六口人过日子,父亲在外地教书,一个月才二十二元工资,很少回家。家里家外基本由母亲一人打理,母亲很能干,除了家务事,连种田、砍柴等男劳力干的活儿,都难不倒她,可即便再苦再累,母亲从没埋怨爸爸半句,更没有在我们和外人面前发过牢骚。
27岁时,母亲生下了姐姐,29岁生下了我。奶奶后来告诉我,我能活下来,简直是个奇迹,那时家里很困难,为了一家人的温饱,母亲每年都要喂四头大肥猪,猪要吃很多的食料。母亲怀上我的那段日子,白天忙完农活,晚上得给这四头猪准备第二天的食料。那年冬月十三的夜晚,大雪下得嘶嘶直叫,母亲出门找猪食去了,深夜,全家人都守在昏暗的油灯下等着母亲回来,但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她的影子,奶奶急得直对祖宗牌位磕头。直到深夜十一点多钟,母亲才用削瘦的肩背着满满一筐猪草,一瘸一拐地回来了。此时的母亲霜雪盈头,面青唇白,站都站不稳了。奶奶一问才知道,原来大雪遍野,母亲在黑夜里误踩上一块松软的大石头,摔下了坡底,紧接着石块也滚落下来,母亲根本来不及躲闪,石块重重砸在她隆起的小腹上。七个月的胎儿正是在母体胎动最为频繁的时候,可母亲回来后,我却整整一天没了动静,母亲又惊又怕,但仍一刻不停地忙着照顾爷爷奶奶,照顾圈里的猪。直到第二天深夜,我才突然微微地动了一下,母亲用手摸着肚子,激动得半夜没睡好。第三天,也便是1976年11月16日凌晨,一声清脆的啼哭声划破夜晚的沉寂,我来到了这烟火人间。那天可真是山寒水冷,冰冻三尺呀……奶奶很想形容那天的冷,但最终都哽咽住了。
我是个早产儿,可我居然活下来了,全家人欢喜不尽,可严寒的冬天却把我折腾得皮包骨头,因一直呕吐,一周内根本未进一滴奶水。此时的母亲像个高速旋转的陀螺,早已顾不上正坐着月子,将我紧紧裹在襁褓里到处看病。那时交通十分不便,从村里到乡上的医院有10多公里,大都是泥路和石子路,一到雨天,道上全是翻滚的泥浆,可母亲硬是打着伞,用绳子将我勒在削瘦的肩头,一步一滑,汗如雨下地往前走。
我就在一天一小病,三天一大病中度过了整整六年。现在想来,身体单薄的母亲,凭着柔弱削瘦的双肩扛起六个人的大家庭,她是从哪来的那么多的坚毅和刚强呀?
如今,我和姐姐都已为人父为人母,因为母亲的坚强和付出,我们都念了大学,走上了三尺讲台,可母亲那辛勤劳苦的背影,必将成为我们这一生的长长回忆。余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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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徐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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