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您让我的大娃先上学吧，一个半月后，卖了稻子就把学费给您送来，行吗？”一位面带菜色的农妇央求道。“不行呀，学校有规定，不交足学费就不能发书。”老师委婉回绝道。“不发书，娃读什么啊？您就把书发给她好不好？”农妇快要哭了。“真的不行啊！这样做我们要受处分的。”老师有些不忍但又爱莫能助。农妇旁边的小女孩见状，赶紧抢过扫帚默默地扫起地来。“老师，您就看在娃的份上，把书发给她吧！我两个娃都在上学，小的刚上一年级，先得给他交费预订课本，只好拖欠大娃的，我大娃懂事，每天都要割三头猪的猪草，我向她保证过会让她继续上学的！我不想他们两个像我那样脸朝黄土背朝天啊……”说到最后，农妇耸着削瘦的肩低泣起来，浑浊的泪水刹时糊满了蜡黄的脸。老师揉了揉通红的眼睛，看看乖巧的小女孩，又看看眼前这位朴实的母亲，颤抖着手，在花名册上郑重地写下了小女孩的名字并发了书。
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一缕久违的笑容，突然在那位妇女泪痕点点的脸上荡漾开了，如同一朵盛开的莲花。小女孩紧盯着老师，漆黑的眼眸中闪耀着欣喜感激的光芒，这天是1983年8月31日。
这位农家妇女就是我的母亲，小女孩是我姐姐。
小时候，我们家六口人过日子，父亲在外地教书，一个月才二十二元工资，很少回家。家里家外基本由母亲一人打理，母亲很能干，除了家务事，连种田、砍柴等男劳力干的活儿，都难不倒她，可即便再苦再累，母亲从没埋怨爸爸半句，更没有在我们和外人面前发过牢骚。
27岁时，母亲生下了姐姐，29岁生下了我。奶奶后来告诉我，我能活下来，简直是个奇迹，那时家里很困难，为了一家人的温饱，母亲每年都要喂四头大肥猪，猪要吃很多的食料。母亲怀上我的那段日子，白天忙完农活，晚上得给这四头猪准备第二天的食料。那年冬月十三的夜晚，大雪下得嘶嘶直叫，母亲出门找猪食去了，深夜，全家人都守在昏暗的油灯下等着母亲回来，但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她的影子，奶奶急得直对祖宗牌位磕头。直到深夜十一点多钟，母亲才用削瘦的肩背着满满一筐猪草，一瘸一拐地回来了。此时的母亲霜雪盈头，面青唇白，站都站不稳了。奶奶一问才知道，原来大雪遍野，母亲在黑夜里误踩上一块松软的大石头，摔下了坡底，紧接着石块也滚落下来，母亲根本来不及躲闪，石块重重砸在她隆起的小腹上。七个月的胎儿正是在母体胎动最为频繁的时候，可母亲回来后，我却整整一天没了动静，母亲又惊又怕，但仍一刻不停地忙着照顾爷爷奶奶，照顾圈里的猪。直到第二天深夜，我才突然微微地动了一下，母亲用手摸着肚子，激动得半夜没睡好。第三天，也便是1976年11月16日凌晨，一声清脆的啼哭声划破夜晚的沉寂，我来到了这烟火人间。那天可真是山寒水冷，冰冻三尺呀……奶奶很想形容那天的冷，但最终都哽咽住了。
我是个早产儿，可我居然活下来了，全家人欢喜不尽，可严寒的冬天却把我折腾得皮包骨头，因一直呕吐，一周内根本未进一滴奶水。此时的母亲像个高速旋转的陀螺，早已顾不上正坐着月子，将我紧紧裹在襁褓里到处看病。那时交通十分不便，从村里到乡上的医院有10多公里，大都是泥路和石子路，一到雨天，道上全是翻滚的泥浆，可母亲硬是打着伞，用绳子将我勒在削瘦的肩头，一步一滑，汗如雨下地往前走。
我就在一天一小病，三天一大病中度过了整整六年。现在想来，身体单薄的母亲，凭着柔弱削瘦的双肩扛起六个人的大家庭，她是从哪来的那么多的坚毅和刚强呀？
如今，我和姐姐都已为人父为人母，因为母亲的坚强和付出，我们都念了大学，走上了三尺讲台，可母亲那辛勤劳苦的背影，必将成为我们这一生的长长回忆。余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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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徐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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