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梅
路过街头,忽然看到板车上的塑料袋里装着的糖果子,关于它的记忆忽然就铺天盖地涌上心头。在我们肥东老家,过去只有快过年了,才会做这种糖果子。通常年前就要早做准备:蒸米晒干、熬糖稀,一切准备停当,最后才是隆重地炒米做糖果子。
儿时,家里条件差,糖果子就是我们难得的美味。每年进入腊月,我妈就会煮上几锅粳米饭。我记忆深处总有一幕:灶间松树枝噼啪燃烧着,锅台上白汽缭绕,米的香味混着热气熏得我分不清是梦着还是醒着。米饭蒸好后,趁热盛到洗净晾干的竹匾里(一种竹篾编制的圆形器具,有大有小,农村多为晒制东西而用),再用竹筷摊开等着放凉。
我最喜欢做这事,常常想象自己就是一个挥毫泼墨的书法家,满竹匾的米饭就是洁白的宣纸。我用一双竹筷在那里或笔走龙蛇,或行云流水,畅意得很。不过,常常因为痴想忘了时间,被我妈催促:“快划,凉了结团子,不好晒干。”是的,蒸米需要薄薄地晾上一层,这样晒干后就会粒粒分明,炒米时才会每颗米粒都膨胀,不会出现米粒炒不起来,糖果子发硬的情况。
冬日的阳光多好啊,暖暖地照着蒸米。我每天放学回来都要去看看,用筷子划一划,类似于翻身,使它们受光照均匀。要是发现结团的米,就用手掰开,然后用力在掌心里一攥,发硬变黄的蒸米就会“土崩瓦解”,那种解压似的快乐无法形容。因为会畅想到每个做好的糖果子里都有自己的一份功劳。
太阳东升西落。终于有一天,在鸭蛋黄似的太阳落在村西头那棵洋槐树的枝丫里时,晒干的蒸米变成了一碰“沙沙作响”的干饭粒,被收进袋子里。下一个熬糖稀的重头戏开始了。
外婆是个熬糖稀的能手。她每年都会来帮着熬糖。外婆个子高大,来的时候总会从后山给我家挑一担松枝。物资匮乏的年代,大多数时候我家烧的是荒草。每年农闲,别家的妈妈白天在纳鞋底、打毛衣,到了晚上就早早上床休息。我妈白天到处去割荒草,晒干了一担一担往家挑,常常能堆一个小草垛。至于做鞋、打毛衣,那都是煤油灯下陪我们学习时完成的。虽然荒草堆看着大,但一点就着,不经烧。外婆家住浮槎山山脚,松树随处可见。所以,每次外婆想到我家来看看,总是挑一担松枝来,从不空手。我想这应该是外婆所能想到的对自己女儿的最好支援了。
十几里的山路和土路,来时放下担子,随着砰的一声,一股松树的清香混着汗水的热气扑面而来。我妈就会立刻打水拿毛巾。我看着外婆的海军蓝大褂的前胸后背透出汗湿的印记,就很钦佩:这么重的担子,这么远的路,啧啧,外婆真是厉害。
外婆带着松枝来了,意味着熬糖稀可以准备起来了。发好芽的大麦被放到大锅里煮,然后用纱布把汁水拧出来。如此反复几次,就得到一大桶黄绿浑浊的浆水。我开始的时候是很怀疑这东西,怎么能跟甜的糖稀有关系。可是,外婆笃定地说:“能啊,你就等着瞧好了。”
我就看着她俩再把汁水倒入锅中大火烧开,让水汽散发出去。汁水在锅里翻腾,越来越稠,这时外婆就吩咐我妈抽出灶洞里的大柴,把它们架成四角的空心火,好让火力不那么猛。她则挥着铲子在锅里不停地搅动,时不时把锅铲拎高,看看汁水是否能成线状。等到汤汁泛着金黄色,甜香味扑鼻时,就快大功告成了。这时外婆会换成筷子蘸一点,看看能不能拉丝,拉的丝凉了脆不脆。如果条件都符合,就会用瓢将糖稀趁热舀到铁桶里。这是我盼望的一个环节,盛过糖稀的瓢可以慢慢舔,就像啃糖人,别提多美了。外婆笑吟吟地站在灶前的火光里看着我,全身都似乎沐浴着金色。
米炒好了,糖稀桶也拎来了,炒熟的花生去掉了红衣,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终于,师傅拎起糖稀往锅里倒了,糖稀的热气冒起来了,搅拌、磕锅沿看火候了,炒米花生接二连三下锅了,大铲子挥舞起来了,锅里的东西被搅成了一个大团子了,炒米和花生都裹上一层透明的糖稀了……最后被脸盆盛起来倒在案板上,四周用木架子框起来,师傅用木滚筒来回轧。我们小孩子的眼就随着滚筒来回转。
等滚筒停下,木架子去掉,最后一道工序——切糖果子就开始了。手起刀落,长方形的糖块就变成了一块块长条,再变成一个个厚薄均匀的小方块。据说,这个切块是要刀工的,还要把握糖团的温度。温度低了,糖果子变硬,一刀下去容易掉渣;温度高,糖稀还未凝固,沾刀不说,还不容易成型。所以,师傅咔嚓咔嚓一刀刀下去,不掉渣,块块板正的话,就会博得大家一致称赞。师傅通常会满脸与有荣焉,慷慨地将最后半截子长条塞给其中一个孩子。
外婆离开我们已经26年了,今天再看到糖果子时,我忍不住想起她被汗水浸湿的海军蓝大褂;想起灶前的火光在她额头盛满汗水的皱纹里闪耀;想念她递给我铁瓢时那慈爱的眼神……可惜,在梦里也没能跟她说上一句话,只看到,灶前火光明灭,她一边加柴火,一边看着我笑,当火光亮起时,她的脸上亮晶晶的汗珠……一如我此刻脸颊上滚落的泪珠……
稿件来源: 安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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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徐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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