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米
“哎哟,离三十晚还有一个月了!”
“哎哟,离三十晚只有二十来天了!”
进门时,妈妈唠叨;吃饭时,妈妈唠叨;做活时,妈妈唠叨。在她的倒计时中,年就像一个遥远的朋友。越来越近了,我也跟同学们比划:“我家快要请人来做糖了!”“我家马上要请人来做衣服啦!”手舞足蹈。
过年真好啊!厨房到客厅到院子里的犄角旮旯都流淌着年香。从妈妈说“明天项师傅要进门了”开始,饭菜好像都是跳进嘴巴里的,晚上躺在床上亢奋得翻来覆去。中午放学也不跟同学一路磨洋工了,连蹦带跳地进了家,那个魁梧得跟门板似的师傅来了。他,黑黑的,好凶好凶的样,我只要一抬头看到他那么黑的脸,就会下意识地往后退几步。哥哥拽着探身向糖的我:你是要埋进去吗?他会像大人一样,把我后衣领一拉,拖得我踉踉跄跄。
看我差不多要掉进糖里了,项师傅会捡起个小小的糖角,笑笑递给我。现在想想,那时的我着实让人厌烦。他们哪里知道,我是多么着迷那个过程。从一盆烂塌塌的淤泥般,变成了一根根乳黄内嵌芝麻的玉棍般,变成一块块内嵌米粒花生粒的酥酥的小方砖般——太有趣、太奇妙了!我站着、蹲着,眼睛牢牢地长在了那双黝黑的大手上,时间也像是被糖丝黏住了的蝴蝶。我又暗暗想,项师傅是闻不到香吗?他怎么就不馋呢?
约莫十天,花生糖、冻米糖、罐芯糖以及芝麻片,统统被厚厚的透明塑料袋包着装进了铁皮桶里。妈妈让爸爸站在凳上,把小点的长桶放在大衣橱顶上,大的圆桶锁在那个没人住的小房间。唯一伸手可触的就是那个铁皮桶,它也就齐胸高,可是太粗了,我的胳膊根本抱不过来,任凭我如何扭动身体,手指抠痛了,桶盖也只是微微地斜视一眼“你奈我何”。临走,想想又踢它一脚。
糖收拾妥当后的一天,妈妈宣称方师傅要上门了。做衣服的房间也已腾空,一副恭恭敬敬的样子。方师傅裁衣时戴着厚镜片,一拿下眼镜,便显得年轻温柔。每次想到她,“白白胖胖”这个词就跑出来了。她给我量尺寸的时候,我就替她惋惜,她要是高点就好了,就能称上美了。方师傅话不多,回应人只是极简单的几个词。妈妈说:“一年真快,又请你来帮忙了。”她笑笑,扶了扶眼镜。“还是一个人带着女儿过啊?”她扶了扶眼镜,点头笑一下。妈妈话真多,爸爸老说她遇见石头也能说得走不动路。方师傅铺开布料划线,我在一旁静静地看。眼镜是裁缝的专用工具吗?量尺都要这么套在脖子上吗?那粉的蓝的笔能在黑板上写字画画吗?趁没人时,我偷拿了一片,藏进饭桌抽屉最里面。
三年前妈妈走了,清理家具时,那片淡淡粉的划片还在,靠在凹角处。我想起那天的太阳,像赶集似的,拥挤在五颜六色的布料上,横在我的鼻子上,镜子里妈妈的脸看上去却是那么遥远。
直到今天,我都不懂我的妈妈。我从没缺过新衣,新袜、新鞋。不仅过年,平常不时也有长褂短袖、泡泡纱睡裤,鸭蛋青的灯芯绒西裤、粉色的灯芯绒背带裤、黑色的灯芯绒小脚裤等,大多是买的布请裁缝做的。妈妈的眼光是真好,每次试衣服的时候周边人七嘴八舌地称赞。
我的衣服总是最先做好,方师傅一抬头朝我招手,我就飘到了旁边。不一会,妈妈就来了。“嗯,合身得很。”妈妈偶尔也会摸一下我的后背,拽一下衣角。“你女儿皮肤白,眼睛大还有神,生得好呢。”妈妈只微微一笑。
一年中最让人期盼的就是除夕前的这段时间了,家总是热闹的,总有新的事物,总有新的喜乐。灯火好像永远在亮着,进进出出的人声一下子让门、窗鲜活明亮得叫人想亲昵。我每天蹦蹦跳跳地上学、放学,“我的棉袄做好嘞!”“我的裤子做好嘞!”“我妈妈给我买了件呢子大衣呢!”
那些年的年啊,在灯火迷离处,依然人声喧哗,依然人来人往。如今,我也学着操办这样的年,热热闹闹的年,充满期待的年。
稿件来源: 安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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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徐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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