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若齐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大学刚分配到单位上班，就有一个到北京出差的机会。我可是从未去过伟大祖国的首都，自然兴奋不已。
怎么去呢？当然是绿皮火车了，合肥每天有一班直达的。单位一位老大姐告诉我可以坐硬卧，睡一觉再坐四五个小时就到了；也可以坐硬座，人辛苦些，拿到的补助可以吃两只鸡。
“吃两只鸡？”我一个单身汉，难道还特意去买杀烧吗？
“去时买一只符离集烧鸡，回时买一只德州扒鸡，来回都有口福了。”老大姐的话，把我说得口水直流。
于是我买了硬座票。
绿皮火车，像一条长龙。据说是合肥当时最好的一列客车。
客满，秩序井然。过了蚌埠，已夜色笼罩，车窗外的灯，如流萤一样闪过。到符离集时，要停车好几分钟。昏黄的站灯下，不约而同涌出一大群人，中年妇女居多，皆一手挎篮子，一手高举一纸包物，三五人簇集在一车窗下，同声吆喝：烧鸡烧鸡，符离集烧鸡！
每个窗口都有买卖。一手交钱，一手交鸡，一点不拖泥带水。鸡有三块五块两种，论只卖。车“咣当咣当”开动时，她们也四下散去，等着下一趟车来再一哄而上。
想想一趟的补助就是小半月的工资，我即便有冲动也不敢出手。对座的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一买就是两只，往那张共用的小桌上一放，就占了一半。众目睽睽，他拿起一只就啃将起来，又从衣兜里拿出一瓶酒，用牙咬开盖子。估计是二两装的，朦朦胧胧，看不清什么牌子。
伴随着有节奏的咀嚼声，香气四溢，给昏昏欲睡的车厢带来些许骚动，很快归于平静，然后是鼾声此起彼伏。唯有汉子依然在大快朵颐，“骚扰”得我长久没有睡意，一次次努力地咽下盈满口腔的分泌物。
我终究还是“浅睡眠”了，天蒙蒙亮时，汉子已不见踪影；吃得干净，不见任何碎渣残骨。
他的牙口胃口肯定都很好。
旭日东升，车过济南黄河大桥。绿皮车厢里活跃起来，人们睁开眼睛，伸伸懒腰，然后变戏法地拿出林林总总的各种早点，当然，基本上都是“干货”，得就着开水细嚼慢咽。
我一无所有，只有等着载着食品的小车慢慢推过来，买了一张山东煎饼聊作早饭。
它的名气很大，我却难以下咽。
我无所事事，就注视着食品小车来来往往，它大约半小时在本节车厢出现一次，我几乎是唯一的购买者。瓶装水和方便面尚未登场，可乐之类大概还在来中国的路上，里面都是馒头面包花生瓜子苹果大枣之类。
那时，买火车上的食品多少是一种奢侈行为。
我钦佩推车的大妈是那么执着坚定，管你买不买，总是一趟趟地推，一刹那，我感觉她是在庙里卖木梳的。
餐车里坐满了不吃饭的人，普遍的蹭坐行为，列车员只能熟视无睹。
停德州时，从窗里往外瞅，不见扒鸡的踪影。
再往后，跑上海多了，都坐白天的绿皮车，一路走走停停，也要八九个小时。
一次，在始发站上海上来三位阿姨，面对面四个位子，我居里面一侧，呈“环伺”状，颇不自在。
听口音，阿姨们都是上海人，估计退休了，常在沪宁线上“白相白相”，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玩：苏州、无锡、常州、镇江……这次是去南京，到栖霞寺烧香拜佛，去夫子庙吃咸水鸭喝鸭血汤。
车过无锡。阿姨不约而同地从挎包里各拿出两个格式一样的小铝皮盒子，然后是塑料袋装着的一个小碗，勺子，那时还没有餐巾纸。
六盒，整整齐齐摆满了小台子。她们很有仪式感地一一打开，我别无选择，只能过目不忘：
烤麸烧花生米黑木耳、凉拌莴笋丝、毛豆炒咸菜、红烧带鱼、鸡毛菜炒蘑菇片、卤牛肉。
分量不多，做得精致清爽，很上海！
她们吃得慢条斯理，一边细嚼慢咽，一边逐个进行评点，显然都是烹饪高手，而且精打细算。
一致评价最高的是凉拌莴笋丝，“爽都爽得来！”食材、刀功、咸淡乃至小葱长短及热油的少许滴入都无可挑剔；
其次是红烧带鱼，很入味。主人不无得意地说：这可是道地的舟山货啊！
第三是烤麸烧花生米黑木耳。略有分歧，一位阿姨提出糖少了点，最好是放冰糖。
……
我怎么能坐得住？再下去要馋相毕露了，赶快去绿皮车厢的连接处，啃我的冷馒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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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 安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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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徐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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