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若齐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大学刚分配到单位上班,就有一个到北京出差的机会。我可是从未去过伟大祖国的首都,自然兴奋不已。
怎么去呢?当然是绿皮火车了,合肥每天有一班直达的。单位一位老大姐告诉我可以坐硬卧,睡一觉再坐四五个小时就到了;也可以坐硬座,人辛苦些,拿到的补助可以吃两只鸡。
“吃两只鸡?”我一个单身汉,难道还特意去买杀烧吗?
“去时买一只符离集烧鸡,回时买一只德州扒鸡,来回都有口福了。”老大姐的话,把我说得口水直流。
于是我买了硬座票。
绿皮火车,像一条长龙。据说是合肥当时最好的一列客车。
客满,秩序井然。过了蚌埠,已夜色笼罩,车窗外的灯,如流萤一样闪过。到符离集时,要停车好几分钟。昏黄的站灯下,不约而同涌出一大群人,中年妇女居多,皆一手挎篮子,一手高举一纸包物,三五人簇集在一车窗下,同声吆喝:烧鸡烧鸡,符离集烧鸡!
每个窗口都有买卖。一手交钱,一手交鸡,一点不拖泥带水。鸡有三块五块两种,论只卖。车“咣当咣当”开动时,她们也四下散去,等着下一趟车来再一哄而上。
想想一趟的补助就是小半月的工资,我即便有冲动也不敢出手。对座的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一买就是两只,往那张共用的小桌上一放,就占了一半。众目睽睽,他拿起一只就啃将起来,又从衣兜里拿出一瓶酒,用牙咬开盖子。估计是二两装的,朦朦胧胧,看不清什么牌子。
伴随着有节奏的咀嚼声,香气四溢,给昏昏欲睡的车厢带来些许骚动,很快归于平静,然后是鼾声此起彼伏。唯有汉子依然在大快朵颐,“骚扰”得我长久没有睡意,一次次努力地咽下盈满口腔的分泌物。
我终究还是“浅睡眠”了,天蒙蒙亮时,汉子已不见踪影;吃得干净,不见任何碎渣残骨。
他的牙口胃口肯定都很好。
旭日东升,车过济南黄河大桥。绿皮车厢里活跃起来,人们睁开眼睛,伸伸懒腰,然后变戏法地拿出林林总总的各种早点,当然,基本上都是“干货”,得就着开水细嚼慢咽。
我一无所有,只有等着载着食品的小车慢慢推过来,买了一张山东煎饼聊作早饭。
它的名气很大,我却难以下咽。
我无所事事,就注视着食品小车来来往往,它大约半小时在本节车厢出现一次,我几乎是唯一的购买者。瓶装水和方便面尚未登场,可乐之类大概还在来中国的路上,里面都是馒头面包花生瓜子苹果大枣之类。
那时,买火车上的食品多少是一种奢侈行为。
我钦佩推车的大妈是那么执着坚定,管你买不买,总是一趟趟地推,一刹那,我感觉她是在庙里卖木梳的。
餐车里坐满了不吃饭的人,普遍的蹭坐行为,列车员只能熟视无睹。
停德州时,从窗里往外瞅,不见扒鸡的踪影。
再往后,跑上海多了,都坐白天的绿皮车,一路走走停停,也要八九个小时。
一次,在始发站上海上来三位阿姨,面对面四个位子,我居里面一侧,呈“环伺”状,颇不自在。
听口音,阿姨们都是上海人,估计退休了,常在沪宁线上“白相白相”,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玩:苏州、无锡、常州、镇江……这次是去南京,到栖霞寺烧香拜佛,去夫子庙吃咸水鸭喝鸭血汤。
车过无锡。阿姨不约而同地从挎包里各拿出两个格式一样的小铝皮盒子,然后是塑料袋装着的一个小碗,勺子,那时还没有餐巾纸。
六盒,整整齐齐摆满了小台子。她们很有仪式感地一一打开,我别无选择,只能过目不忘:
烤麸烧花生米黑木耳、凉拌莴笋丝、毛豆炒咸菜、红烧带鱼、鸡毛菜炒蘑菇片、卤牛肉。
分量不多,做得精致清爽,很上海!
她们吃得慢条斯理,一边细嚼慢咽,一边逐个进行评点,显然都是烹饪高手,而且精打细算。
一致评价最高的是凉拌莴笋丝,“爽都爽得来!”食材、刀功、咸淡乃至小葱长短及热油的少许滴入都无可挑剔;
其次是红烧带鱼,很入味。主人不无得意地说:这可是道地的舟山货啊!
第三是烤麸烧花生米黑木耳。略有分歧,一位阿姨提出糖少了点,最好是放冰糖。
……
我怎么能坐得住?再下去要馋相毕露了,赶快去绿皮车厢的连接处,啃我的冷馒头吧!
稿件来源: 安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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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徐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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