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前后的农村,能够确保三天吃一次红烧肉的,大抵是吃皇粮的乡村教师或做小生意的商贩。身为孩童,我站在黑白电视机前,看着包大人义正词严地亮明心迹:“一日三餐,哪怕粗茶淡饭,亦可。”每看到此处,望着碗里的白米饭和干巴巴的青菜,我对红烧肉的渴望更深了一层。没有荤油的饭菜,食之无味。
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我得了疳积,瘦弱的身体,顶着大大的脑袋,样子很吓人。那时爷爷是做塑料袋批发生意的小贩,经济相对宽裕。作为长孙,我偶尔会获得一项帮他买肉的美差。1990年代,猪肉七块钱一斤,每次爷爷会很得意地从兜里掏出十块钱,让他的大头孙子跑两里路买肉。我打着赤脚,一路小跑,赶到猪肉摊。卖肉的叫老丙,长长的脸,从侧面看,像极了他手中的分肉刀。方圆数里,只有老丙一个杀猪的,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在我浅薄的认知里,杀猪的不是一种职业,而是老丙。老丙沉默寡言,不经意间,手起刀落,分割下一条长长的猪肉,斤两八九不离十。然后,老丙迅速地从案板上抽出几根稻草,拴到猪肉上,打个结递给我。我一手递钱,一手拿肉,兴冲冲地赶回去。一顿美味的红烧肉,可以暂时慰藉我肚子里按捺不住的馋虫。
尚未实现机械化生产的农村,劳力们身体里最缺的是油,不吃荤油,干不动繁重的农活。红烧肉是最好的营养品,热锅里,肥肉四溢的油脂,滋养了劳力们的身体,助力他们挑起生活的重担。广袤的田野里,一袋袋粮食被扛上独轮车或板车,劳力们步行十几二十里路,将稻谷运到晒场。我们这些小孩跟在大人后面,遇到陡坡,就要上前助力。如果是独轮车,找不到合适的发力位置,加上载货量有限,不需要我们出大力,可以跟在后面偷懒,所以我们更喜欢独轮车。很长一段时间,我有点固执地认为,推独轮车,推车人看着满满的稻谷,浑身充满力量,奋勇向前,无须借助我们这些外力。而拉板车的人看不到收获,被动负重前行,对我们这些外力就有了依赖。但无论是推独轮车还是拉板车,都离不开劳力们身上的汗水,离不开红烧肉的力量供给。
闲暇时,父辈们会说起他们小时更艰苦的日子里有关红烧肉的故事。逢年过节,家里熬一点猪油,为了防止被偷吃,父母会将猪油藏起来。调皮胆大的孩子,吃饭时,会偷偷挖一勺猪油,藏在碗底,神不知鬼不觉,热饭冷油吃下去,心中暗暗窃喜。这是今天的我们无法理解的。
读大学时,我听说老家桐城有一个关于红烧肉和红头绳的故事。说主人家贫,无钱买肉,但招待亲朋好友又不能失了面子,无奈之下,只能向邻里借肉。为了防止客人吃肉,有借无还,会在红烧肉上系一根红头绳。客人看到红头绳,知晓肉是借来的,要原样返还,不能动筷子。艰苦的岁月里,一份红烧肉,是体面的象征。
时光荏苒,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裕,红烧肉已成为一道家常菜。但很多过惯了苦日子的人,仍然保留着节俭的生活习惯。结束一天的工作,享受丰盛的晚餐,面对一份红烧肉,不敢有丝毫浪费,一定要一扫而光。此时,因缺少繁重的体力劳动,红烧肉日渐造就了我们肥胖的身体,“三高”逐渐成为普遍的慢性病。过去买肉,肥肉价格更高,如果不谙世事的孩童买到了瘦肉和骨头,回家少不了一顿责骂。如今肉贩会对猪肉精细分割,肥肉基本无人问津,瘦肉和骨头,价格会高出很多。
一份红烧肉,见证了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记录了一代人为贫穷而奋斗的岁月。张金金
稿件来源: 安庆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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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徐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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