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保平
公社电影队下乡了。所谓队,不过一人一车,人是周子官,三十来岁的男人,面白,微胖,衣着干净,跟乡下人的黑瘦和衣衫破败反差大。车是板车,堆着放映机、胶片箱、装银幕的袋子,还有一台柴油发电机。
周队长把车拖到大队,生产队丁队长派人接来,赔着小心说话,递烟,派饭,然后叫后生在稻场埋杆子拉银幕,忙得二一添作五。乡村一直是岑寂的,这时候却沸腾了,半下午就有不少人拿着凳子站位子,细心的妇人会派儿子接来外婆,晚上有电影看,跟过节似的。
我还是去打猪菜。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71年初夏一个雨后的下午,阳光很大,天气湿热,我一手拿篮子,一手拿镰刀,懒洋洋地往队屋那边走。我并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此事竟影响了我的一生。
女人们带着孩子,坐在稻场边剪山芋藤。山芋藤是提前培植出来的山芋苗,她们顺着枝节一段段剪开,然后乘雨后插到潮湿的地里,成活率要高不少。因为是轻松的体力活,又因为有电影看,女人们都高兴地说着话。
突然,人群炸窠了。原来电影队接到通知,这次放映是安排在西中队,不在我们外拐队,周子官要收器材,到西中队去,任丁队长怎么求情都没用。妇女们不干了,鼓动孩子们用土坷砸周子官。我就是在这时候走到他身边的。
周队长被土坷砸急了,放下手里的事,去追孩子们。他不是当真追的,看孩子跑远了,就回头弄板车,这时候就撞上了我。我其实没弄清事情的原委,还是一手拿篮子,一手拿镰刀,一头水雾地瞧热闹。他一把夺过我的镰刀,我本能地抓住镰刀,不想抓的是刀口,只听“咔嚓”一声,一时血花飞溅。
紧跟着我就被周队长抱住,往村卫生所赶。很多事我已经记不得了,能记得的是我哭了一路,能感觉他捏得我手都麻木了,还有心脏“扑通扑通”的跳动声。那一年我离九岁差两个月。
在卫生所简单包扎后,我又被临时转去安庆的医院。我们坐的是船。我躺在船舱里,能听到江水懒散地拍打船底声。父亲说,你要大声哭。我太累了,哭几声,又不哭了。划船的人说,这孩子坚强,是好手。其实当时手是麻木的,并不疼,只是晚上到了医院,才知道什么是疼。
我在医院住了可能有二十来天。出院后,右手中指前关节不能弯曲,无名指关节全是僵的,从此成了残疾人。据说医院原是打算截指的,父亲不干,说,孩子还小,能保的尽量要保。
手残了,握力大减,插秧又碍事,总之做农业很不方便。我慢慢觉得,农业不是我做的事,这可能是我后来能上大学的主要或直接原因,正所谓塞翁失马了。
我问,周子官后来可赔钱了?娘答,赔什么?就你爸住院陪护,生产队付了误工费。那一年一个工分约七毛钱,父亲总共陪了二十多天,算起来,我的两根手指最多值二十块钱。
有意思的是,周子官的儿子后来成了我的高中同班同学。他见我总是害羞地笑,轻声说话,大概也知道我跟他爸的故事,如今他爸去世也有些年头了。
稿件来源: 安庆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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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徐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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