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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保平

　　公社电影队下乡了。所谓队，不过一人一车，人是周子官，三十来岁的男人，面白，微胖，衣着干净，跟乡下人的黑瘦和衣衫破败反差大。车是板车，堆着放映机、胶片箱、装银幕的袋子，还有一台柴油发电机。

　　周队长把车拖到大队，生产队丁队长派人接来，赔着小心说话，递烟，派饭，然后叫后生在稻场埋杆子拉银幕，忙得二一添作五。乡村一直是岑寂的，这时候却沸腾了，半下午就有不少人拿着凳子站位子，细心的妇人会派儿子接来外婆，晚上有电影看，跟过节似的。

　　我还是去打猪菜。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71年初夏一个雨后的下午，阳光很大，天气湿热，我一手拿篮子，一手拿镰刀，懒洋洋地往队屋那边走。我并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此事竟影响了我的一生。

　　女人们带着孩子，坐在稻场边剪山芋藤。山芋藤是提前培植出来的山芋苗，她们顺着枝节一段段剪开，然后乘雨后插到潮湿的地里，成活率要高不少。因为是轻松的体力活，又因为有电影看，女人们都高兴地说着话。

　　突然，人群炸窠了。原来电影队接到通知，这次放映是安排在西中队，不在我们外拐队，周子官要收器材，到西中队去，任丁队长怎么求情都没用。妇女们不干了，鼓动孩子们用土坷砸周子官。我就是在这时候走到他身边的。

　　周队长被土坷砸急了，放下手里的事，去追孩子们。他不是当真追的，看孩子跑远了，就回头弄板车，这时候就撞上了我。我其实没弄清事情的原委，还是一手拿篮子，一手拿镰刀，一头水雾地瞧热闹。他一把夺过我的镰刀，我本能地抓住镰刀，不想抓的是刀口，只听“咔嚓”一声，一时血花飞溅。

　　紧跟着我就被周队长抱住，往村卫生所赶。很多事我已经记不得了，能记得的是我哭了一路，能感觉他捏得我手都麻木了，还有心脏“扑通扑通”的跳动声。那一年我离九岁差两个月。

　　在卫生所简单包扎后，我又被临时转去安庆的医院。我们坐的是船。我躺在船舱里，能听到江水懒散地拍打船底声。父亲说，你要大声哭。我太累了，哭几声，又不哭了。划船的人说，这孩子坚强，是好手。其实当时手是麻木的，并不疼，只是晚上到了医院，才知道什么是疼。

　　我在医院住了可能有二十来天。出院后，右手中指前关节不能弯曲，无名指关节全是僵的，从此成了残疾人。据说医院原是打算截指的，父亲不干，说，孩子还小，能保的尽量要保。

　　手残了，握力大减，插秧又碍事，总之做农业很不方便。我慢慢觉得，农业不是我做的事，这可能是我后来能上大学的主要或直接原因，正所谓塞翁失马了。

　　我问，周子官后来可赔钱了？娘答，赔什么？就你爸住院陪护，生产队付了误工费。那一年一个工分约七毛钱，父亲总共陪了二十多天，算起来，我的两根手指最多值二十块钱。
有意思的是，周子官的儿子后来成了我的高中同班同学。他见我总是害羞地笑，轻声说话，大概也知道我跟他爸的故事，如今他爸去世也有些年头了。